３７

　　腊月二十六，那天深夜里，有人骑着车子把江涛从别的县里带回锁井。二十七那天早晨，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去赶城里大集。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把纠察队的刀、枪、剑、戟，各种武器装在柜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纠察队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

　　那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江涛吃过早饭，走到大严村去叫严萍。严萍跟江涛悄悄溜出来，手里拎个小竹篮，篮里盛着传单标语，盖着个红包袱。过了水塘，江涛从上到下看了看严萍，说：“不行，你得装扮装扮。”

　　严萍问：“怎么装扮？”

　　江涛打量着严萍，说：“大年集上，也选不出你这么一个。

　　你看，穿着旗袍、皮鞋。”

　　严萍两手扯起衣襟，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言声又跑回去。换上棉布鞋，穿上素蓝短袄，头上蒙了块印花粗布手巾。跑出来呼哧着说：“看！怎么样？”

　　江涛说：“有点象农村姑娘，可是还不太象。”

　　“怎么还不太象？”严萍很纳闷，盯着江涛，硬逼他说出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象。

　　江涛说：“你脸儿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摇摇头说：“不象个乡村姑娘。”

　　严萍生气了，扬起拳头捶着江涛的脊梁，说：“你得说出来，象个什么？”

　　江涛说：“象个小姐，象个女学生！”他说着，抬脚就跑，严萍在后头追，追上了就扭住他的耳朵，问：“农民有什么记号？”江涛说：“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成年价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糠糠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你呢？”江涛回过头看着严萍，她脸上津出汗珠，累得哼哧哼哧地紧跟着，撅起小嘴说：“我乐意！”江涛说：“乐意就行，快点走，同志！跟上革命队伍！”严萍听着，觉得这话费解，话里有话。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城里大道。赶年集的人们缕缕行行的。反割头税的人们见了江涛，三三两两走上来打招呼：“你也去赶年集？置年货去？”江涛点着头笑了笑，说：“今年不比往年，要多置点年货。”严萍在后头看着，觉得这些人们很有意思，肚里憋不住的一堆笑。偷偷捅了江涛一下，说：

　　“看！美得你！”

　　进了城门一看，每年年集最热闹，今年比往年人更多。卖肉的，卖菜的，嘈嘈杂杂。卖年画的，压扁了嗓子，尖声唱着。江涛和严萍挤在人群里，左拥右拥，左挤右挤，挤到南城根爆竹市里。大贵登在大车上，手里拿着红缨枪，指指划划，憋粗了嗓子吆喝着。伍老拔和二贵，放得大爆竹劈拍乱响，小鞭炮毕毕剥剥，还有黄烟炮、大灯炮，嗤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放爆竹的硝烟，象云山雾罩，正在热闹。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越集越多。江涛登上大车，把哨子一吹，人们从牲口市里、棉花市里、菜市里走出来，从杂货铺里、饭馆里走出来。大贵站在江涛一边，把粗胳膊大拳头一举，说：

　　“反割头税大会开始！”

　　市上人们听得大贵喊叫，一齐楞住。卖爆竹的，停止了买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大街小巷，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严萍拎着竹篮，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散发传单。她把一簇传单，唰哩哩地甩上天空，又看着那些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赶集的人们伸手接住，高声念着。市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伸起头东摇西看。江涛提高了嗓音，喊：

　　“父老兄弟、老乡亲们！一年四季忙到头，杀猪过年也纳税……”

　　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又接着说：“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苛捐杂税更多了：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地丁银附加税是拔骨，割头税比刮皮还疼……“我们受苦人就象牛、象马，象一群牲口，成天价在泥里、水里、风里、火里，滚来滚去……

　　“我们耪起地来，两手攥着锄钩，把腰一弯，象个罗圈，太阳晒得脊梁上冒出黑油儿。自春忙到秋，把租一交什么也剩不下。寒衣节过去，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冬季里，寒天大雪，天黑了灶筒里还冒不出烟来。使了帐，三年本利停，‘现出利’、‘利滚利’、‘驴打滚’，利息越来越重！

　　“新年一到，要帐的挤破了门框。起了五更，还没有下锅的饺子……

　　“一千斤的大铁枷，加在农民身上，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

　　说到这里，他喘着气停住。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坐在大车上，把猴儿帽拉下来，光露着两只眼睛，谁也认不出他是谁。江涛弯下腰，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抱起江涛的脑袋，说了几句话。江涛站起来，说，

　　“新军阀和旧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混战到什么时候……

　　“贪官污吏们！光管升官发财，不管农民死活！搜刮民财入地三尺……”

　　江涛憋红了脖子脸讲着，一眼瞥见严萍在小墙头底下，睁着闪亮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冒出金色的火花。用着金属般的声音，高声喊叫：“穷苦同胞们！要想改变这种光景，我们怎么办？”

　　朱老忠睁圆了眼睛，在人群里看着江涛，想：“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说得有条有理。”冷不丁伸起胳膊喊：“抱团体，伸手干！”

　　江涛继续说：“对呀！大家抱团体，人多势力大！现在我们提出‘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大家同意不同意？”

　　严萍在台下看着，她觉得江涛平时象个姑娘；坐下来端庄，走起来安详。匀正的脸盘，浓厚的眉毛，一对乌亮的眼珠子，多么娴静。今天，他挺身立在千万人的前面，讲起话来，如同霹雳闪电，一句句劈进人的心腑，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吸住人们的视线。看他手儿一扬，系动千万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乱转。嘴唇一动，牵连千万人的心情，静心谛听。但她，还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严萍猛地脸上一热，一抖颤。心儿一摇，一喜盈，她的心上，羞怯怯地偷偷地系念着。当她一想起来，两片晕红泛满了脸颊。她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草野里出了多少英雄！立在她眼前的青年人，兴许是一个未来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时心上热烘烘，额角上泌出汗珠来，随着人群伸出拳头，喊着：“打倒蒋介石！

　　反对一切苛捐杂税！”

　　几万只手在她跟前扬动，几万张旗子在她跟前摇摆，几万张嘴喊着，喊声象春天第一次雷鸣。

　　严志和在人群里，看这匹小犊儿，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眼角上不由得津出泪珠，又想起运涛：“那孩子要在外头，只能在江涛以上，不能在江涛以下。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他看见江涛在台上，眼儿一盼，手儿一摇，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严志和噙着眼泪跳起来，喊：

　　“好小伙子，唂唂叫！”

　　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呲开牙齿暗笑。朱老忠说：“看吧！咱这孩子行了！”

　　严志和说：“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呀！”

　　大贵，那个宽鼻骨梁、厚嘴唇的小伙子，两腿一蹦三尺高，蹓哒地戳在地上，喊：“反对割头税，反对土豪劣绅冯老兰！”在太阳的照耀下，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如同大河里滚滚的翻花：“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老帐……”“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一阵阵喊声，传到远方。

　　张嘉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伍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彻亮，想吃敌人的肉！

　　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站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排尾还没离开爆竹市。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萍在后头紧跟着。他把哨子一吹，人们唿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税局子。吓得冯老兰变貌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贵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掉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楷第问他：“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冯贵堂呼哧着说：“共产党们来了，砸了税局子！”王楷第惊得两只眼睛象黧鸡儿，问：“什么？”冯贵堂说：“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王楷第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

　　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老乡亲们！土豪劣绅逃走了，怎么办？”

　　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

　　“土豪劣绅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

　　江涛说：“土豪劣绅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

　　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噗噗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嘉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儿、伍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内心的话。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儿似的。严萍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得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她身子骨单薄，浮游在人群里，一会涌到这一边，一会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的，就偷偷地挽住她的胳膊。这事别人没看见，张嘉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突在江涛的耳朵上，问：“这姑娘是谁？”江涛说：“是个同志。”张嘉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肩膀说：“这样的同志？”江涛拽住他的手说：“你可不能瞎说，吭！”嘉庆说：“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她！”江涛沉下脸来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花儿闹着玩儿！”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

　　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

　　朱老忠大喊一声：“反对官盐涨价，抢他！”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儿，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反对盐斤加价！”

　　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齐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盐槽，拿起秤杆在柱子上一摔，咯嚓的一声折做两段。拿起簸箕说：“来吧！老伙里的东西，随便抢吧！”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襟包着。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得枪栓劈拍乱响。象疯狗嘴上挂着血丝，逞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伍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不要怕！不要怕！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阶级，你们照我这儿打！”他拍得胸膛唂唂地响。人们看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住了心，镇静下来。

　　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伍老拔肩上跳下来，说：“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惶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

　　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截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光啷地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截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堵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呀！”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打退贪官污吏的爪牙！”人们一齐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嘉庆和朱大贵带着伍老拔、二贵、庆儿、伍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

　　朱老忠说：“同志们，向里闯！”

　　朱大贵、张嘉庆、伍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站满了屋顶上。

　　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逞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人们喊着：“摁窝儿打死他们！”朱老忠喊：“那么，各人找寻各人的武器吧！”人们找了铁钯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仗。

　　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

　　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伍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

　　“同胞们，老乡亲们！看到咱们的力量了吧！只要群众一起来，就吓得土豪劣绅们屁滚尿流，贪官污吏们也浑身打颤。

　　有人再来收交割头税，怎么办？”

　　朱老忠跳起来，使出绝力喊：“当场打死！”

　　人们一齐喊着：“打倒土豪劣绅冯老兰！”

　　江涛歪起脖子，学着贾老师的手势，举起右手，摇手大喊：

　　“反对验契验照！

　　“反对盐斤加价！

　　“反对高利贷！”

　　人们一阵阵高声喊着，喊得天摇地动，江涛又说：“愿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你们加入农会吧！”

　　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我们一齐加入农会！”

　　江涛说：“同志们！回去的时候要三三五五地搭伴走，路上要防备土豪劣绅们的暗害！防备巡警和马快班的逮捕！”

　　散了会，朱老忠套上牛车，人们坐在车上，他跨上外辕，打着响鞭回家去。江涛和严萍一块走，走到半路上，严萍对江涛说了知心话。她说：“我一见到示威的人群，心里真是兴奋，一股劲儿跳啊！”江涛送她走到大门口上，才独自格儿走回来。

　　自从开了大会，江涛心上老是象架着一团火，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他独自格儿坐在冬天的树林里，沉思默想，在总结着斗争的艺术。那天，他悄悄走进梨林，把身子靠在梨树上，眯缝着眼睛向着太阳取暖。严萍从背后走过来，用细树枝扫了一下他的耳朵。他以为是一只什么虫儿爬进耳朵里，急摇了摇头，回身一看是严萍。严萍咯咯地笑起来，江涛也无声地笑了，心上一跳，脸上有些红晕。

　　严萍问他：“你在想什么？”

　　江涛说：“我在想运动过去了，广大农民怎样对付冯老兰。”

　　严萍坐在江涛一边，江涛睁起黑亮的眼睛看着她。猛地张开臂膀，把严萍拦在怀里，热烈地用滚热的嘴唇，吻着她青青的眉峰……

　　他们在空旷的林子里，细细谈心。思想如同一匹脱了缰的、刚扎牙的小马，伸开四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两人共同绘下了多少理想的图画；两个人共同研究着，画上又撕碎，撕碎了又画上。年轻的、狂热的血液，在胸膛里鼓荡，开始感到革命给予青年人的自由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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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人们自从在城里大集上开了大会回来，到处扬嚷反割头税的胜利。老驴头看反割头税胜利了，心上又想起春兰的婚事，慢搭搭走到朱老忠的家里，朱老忠把他让到屋子里，坐在炕沿上。老驴头问：“老忠兄弟！咱这亲家能做不能做？”朱老忠暗里笑了笑，说：“亲事能做不能做，我这里好说，单看你的。”

　　老驴头问：“怎么单看我？”

　　朱老忠说：“咱大贵说了，你要想娶他过去，比登天还难。”老驴头呵呵笑了说：“怎么这小子这么死羊眼，嫌我穷？”

　　朱老忠说：“他说你有千顷园子万顷地，他也不干。”

　　老驴头一听，可就挼下精神来，搔了搔脑袋失望了。说：“咳！那么一说，咱就沾不上你们的光了……咱老了……不行了……”他想到两口子都老了，家里没有顶门立户的汉子，只春兰一个，那能过得了日子？再说春兰是个闺女家，长得不平凡，又有点名声，乡村里一些半大小子们，净想编着法子欺侮……想到这里，由不得眼里掉下泪来。

　　老驴头这点心事不说出口来，朱老忠也会明白。贵他娘见老驴头精神发苶，走过来嘻嘻笑着说：“还说俺死羊眼哩！从你那炕头走到俺这炕头，只有迈步远，没的把春兰娶在我这院里，将来你们老两口子要是有个灾儿病儿，早起后晌的，我就不叫春兰家去瞧瞧？莫说咱成了亲家，就是街坊四邻异姓外人，家里没有人手，缺手缺脚的，咱也不能看着他遭难。”

　　老驴头摆着长满了胡子的长下巴，说：“这么一说，做了亲戚，又成了你们的累赘了？”

　　贵他娘说：“亲戚朋友嘛，有什么说的！”

　　说到这里，老驴头心上可就活起来。他想：“乡村当块儿，又是一条街上，春兰早起后晌过去照看照看，也还可以。”他说：“咳！孩儿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忍叫她离开我。”

　　贵他娘说：“你也得知道孩子的苦处，春兰年纪不小了，你不心疼她？”

　　老驴头说：“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心疼！”

　　贵他娘说：“你心疼她，你还拦着她。”

　　老驴头只是摇摆着下巴不说什么，不住地叹着气说：“咳！

　　天哪……难呀！难呀！人活着真是难呀！”

　　朱老忠看他心里实在难受，走过去伸出大拇指头问：“大哥！你不相信我朱老忠吗？”

　　老驴头又抬起头来说：“相信哪！”

　　朱老忠说：“你相信朱大贵不能冻死饿死你们，你就把春兰给了他，你要是不相信，咱就两便吧！”

　　老驴头一听就乐了，说：“你要是这么说，咱这门子亲戚算是做成了，我知道大贵是个仁义孩子。”

　　朱老忠和贵他娘哈哈笑了，老驴头也在森森的长胡子上带出笑容。立起身出了口长气，拍了拍腰里褡包，高兴起来。朱老忠说：“说是说笑是笑，运涛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如今要是这么办了，我觉得对不起他。再说还有咱春兰，她和运涛心热，这么办了，恐怕她还不依。咱得慢慢商量。”老驴头看朱老忠又犯了思量，摇摇头抬动腿脚走回去。春兰和她娘正在黑影里坐着被窝头说闲话。老驴头坐在炕沿上，扬起下颏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别嫌羞了！我俩这么大年纪了，愿意看着你有个归宿，就是将来睡在黄泉里也安心。”他慢吞吞地把大贵的事情说了。又说：“我就是你这么一个。你要是愿意，就点个头儿，要是不愿意，就摇摇头儿。”

　　春兰一听，不知怎么好，热烘烘的浪头传遍全身，在暗影里连连摇着头。可是她不知道父亲看见了没看见，就势把身子一歪，伏在被窝上，她的心在不停的颤动，好象有一股温热的泉水在心上流动。咳！天哪，她经过了多少灾难呀，今天又到了这个关节上，走到十字路口。

　　那天晚上，朱老忠摸着黑，踏着那条小道上小严村去。路上的雪化了又冻住，两只脚一踩上去，就疙疙瘩瘩的。他奔奔坷坷地走着，到了严志和家门前，敲门进去，和江涛、严志和、涛他娘念叨了一会子开大会的事。朱老忠说：“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严志和问：“你说春兰和大贵的事？”

　　朱老忠说：“唔！老驴头答应把春兰给大贵了。”

　　严志和看了看朱老忠说：“好，好啊！这么着好。在我这心上，算是完了一件事情。再说咱没儿不使妇，没过门的媳妇，常来常往也不好。”

　　涛他娘也笑了，说：“过来过去都是咱一家子人！”

　　严志和跟涛他娘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不怎么同意把春兰嫁给大贵，他们舍不得。自从运涛坐狱的那年，春兰就常过来帮他们缝缝洗洗，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来服侍汤药。春兰好象一条红绳，把运涛和老爹老娘系在一起。他们一看见春兰，就会想起运涛，感到儿子的温暖。如今一说起春兰要出嫁，孩子大了，他们说不出一个不字。可是春兰要是真的离开他们，却又象失去一件宝贝似地心疼。朱老忠呢，也不过是试探一下罢了，春兰嫁给大贵，他固然高兴，春兰和运涛结婚，他更高兴。可是这也只是一个幻想，谁知道运涛什么时候才能出狱呢？江涛看准了三位老人的心情，也说：“春兰嫁给大贵，我当然乐意，可也得看春兰愿不愿意。”

　　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同时沉默下来，不再说下去。真的，春兰这孩子，她要是一直扑着心嫁给运涛，可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也答不上来。江涛猛地想起，他听到人们说过，监狱里允许家里妻子去探望，允许未婚妻去结婚，还可以同屋居住，可是那只是一个传说，没有银钱垫道，那是万万不能的。他又想到，虽然如此，到底运涛什么时候出狱？春兰还是和大贵结了婚好。

　　第二天吃过早饭，江涛去找朱老忠和朱老明，商量以后怎样应付锁井镇上恶霸地主的事，黄昏时分才回来。走到北街口上，春兰从小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个小红包袱，见了江涛，停住脚步说：“江涛！来，我跟你说个话儿。”江涛走过去说：“正想找你说个话儿，你这是去干什么？”

　　春兰说：“才说到咱院里去，这是给你做的一双鞋，怕的是老人上了年纪，在灯下做活熬坏了眼，她身子骨儿单薄，再累得好儿歹的！来，你穿穿，合适不合适？”江涛他们说着，走到春兰家里。

　　江涛坐在炕沿上试着鞋子，春兰又说：“有什么衣裳该缝了，该洗了，你就拿过来。你不在家的时候，剩下两个老人孤孤单单的，我常过去看看，你在家里，我就不过去了。”

　　春兰娘看江涛人长高了，白白致致，出秀成大人了。又想起运涛，扫了春兰一眼，就避出去。春兰说：“江涛！你喝水不？我给你烧壶水喝。”又拿起笤帚，说：“看你身上那土，来，我给你扫扫。”

　　江涛说：“我回去吃饭，不想喝水。”他看着春兰脸色苍白，人也太瘦了，鼻骨梁尖尖的。问：“你，打算怎么办……”问到这里，不敢再往下说。他怕春兰害羞，不愿跟他谈出心里的话。

　　春兰冷笑一声说：“你看，几个老人有多么瞎心！”说着脸上红起来，撅起嘴，眼上掯着泪花。春兰给江涛身前身后都扫了个干净，见他胸前落了几个粥点，也拿笤帚疙瘩刮了半天。她说：“我也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她说到这里，闭住嘴停了一刻，才说：“我想去看看运涛。”

　　江涛一听，闭着嘴不说话。要说不行，就是打了她的高兴。要说是行，那块宝地就是为上济南卖了的。他睁起黑眼瞳，问：“你想他了？”

　　江涛这么一问，春兰的眼泪就象雨点子唰地一下子落下来，舌尖舐着唇边上的泪珠，出了口长气，看着窗外说：“唔！”

　　到这刻上，江涛实在同情春兰，恨不得和春兰插翅飞到济南去。他说：“你愿意去，咱想个办法让你去。”真的，要是还有一块宝地的话，他也愿意把它卖了，叫春兰见到运涛。

　　春兰眼泪流到脸上，说：“运涛走的那天晚上，给我说下话儿，叫我等着他，他还要回来……”说着，又抽抽咽咽地哭个不住。

　　江涛眼圈发酸，滴出泪来，说：“春兰！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想告诉你说，你也别烦恼。运涛判的是无期徒刑，出狱没有日子。咱老人们不愿叫你把好年岁儿耽误过去，再说大贵从军队上回来，也出息得多了。你看，在这次运动里，真是一员虎将！”

　　春兰一听就跳起来，连哭带喊：“不，俺不，俺就是不！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她两片嘴唇不停地说了一溜子气话，又撅起嘴来，把泪止了，肚子里还不住地抽着气。

　　江涛紧忙说：“你可别生我的气，我是这么说说，拿主意还在你自己。”

　　春兰说：“我主意拿定，俺俩既是说下这个话儿，他一辈子不出狱，我就要等他一辈子。我要上济南去看他，我说去就去！”

　　江涛说：“那要花很多盘缠，咱往那里去筹借？”

　　春兰说：“我纺线，摘棉花，掐谷，多付点辛苦，积攒下钱来。”

　　江涛说：“你今天纺二两，明天纺三两，纺到那一天才能积攒下这么多钱？”

　　春兰说：“我一天天地纺，铁打房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停了一刻又说：“我去找忠大伯和志和叔，叫他们给我备办。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也得去，我去定了！”停了一刻，又盯着江涛说：“看你也长成大人了，学得油嘴滑舌的，跟着瞎心的老人们谋算我。”

　　江涛一下子气急了，说：“我那里……我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

　　春兰鼓起嘴唇，瞟了江涛一眼，生气地说，“呿！”就再也不说什么。

　　这天晚上，春兰还是不吃饭，一个人在黑暗里睡下。可是，她睡不着，只是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合着眼睛发呆。她一合上眼睛，就会看见运涛。在那冬天的长夜里，她经常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是醒是睡，混混沌沌地呆下去。夜深了，她正静静地躺着，也好象是睡着了。猛然一声，听得千里堤外，冰河乍裂，遥远地传来，象一种什么力量敲击她的胸膛。她打了一个冷怔，猛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窗户，还是满屋子黑暗。她心上实在烦乱，冷孤丁地坐起来，用手捋了一下蓬乱了的头发。摇着脑袋看了看窗外的暗云，她想：“去了房子卖了地，我也要去看他！”想着，运涛恬静的脸庞，从暗云里显现出来，那对鲜活的大眼睛象一对明灯，照亮了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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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除夕那天早晨，二贵在门上贴上红对联，屋里贴上新年画，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预备过年。

　　等太阳坮山的时候，大贵叫了二贵，哥儿俩胳膊底下夹着粟谷草，怀里揣着爆竹，到老坟上去燎草儿。一擦黑儿，在坟头上点起草火，火势蔓延，燃着坟地上的枯草，燎起“飘花”。夜暗降临的时候，平原上遍地飘起野火，鞭炮声连连响起。猛地空中一声爆响，震撼了云层，响声遥遥飘荡，一股光亮闪过蓝天。天上闪出星群了，人们从柏树上捭了满抱柏枝，走回家来，又在门口点起草火。家家在门口放起鞭炮，硝磺的气味在满街飘荡。

　　那天晚上，大贵二贵盘脚坐在炕上，跟娘说着话儿，捏完了过初一的饺子。今年和往年不同，他们更早起了五更。大贵把两位老人搀到炕头上。二贵煮熟饺子，把碗端在炕桌上，满屋子热腾腾的香油白面的气味。大贵二贵跪在地上给爹和娘磕头，庆贺新年。

　　贵他娘一看这两个孩子，都长得这么发实，一个个肥头大耳的，心上激动得乐了，说：“孩子！过新年增新岁就算了，忙起来，亲爹亲娘磕的什么头！”

　　朱老忠看看大贵二贵，再看看贵他娘，两只眼睛由不得笑了。虽然一家团圆，反割头税胜利，可是他并不快乐，只是回想一生尝到的苦味，想到老爹和姐姐。祖辈几代的仇恨还没有报，他觉得心上甚是沉重！

　　吃完饺子，大贵二贵提上铁丝灯笼去拜年，娘在灯笼上贴上剪纸花儿。

　　除夕晚上，严志和也在地上烧起柏枝，小屋里充满了柏汁的香味，又抱了一捆芝麻秸来，撒在地上。江涛问：“爹，这是什么意思？”严志和说：“这个嘛，让脚把它们踩碎。取个‘踩岁’的吉利儿。”

　　涛他娘点着一把香，虔诚的举过头顶，又低下头默念。把香一炷炷插在门环上、谷囤上、灶台上、牛槽上。提着灯笼，点上蜡碗，烧了纸箔，磕了头。

　　听得有人推门，江涛忙去开门，抬起头一看是严萍。她今天穿着黑绒旗袍，打着纱灯。进门就说：“乡村的大年夜，真是热闹！”

　　江涛接过灯笼，说：“萍妹子，怎么天黑了才来？”严萍说：“大年夜，再黑也是明亮的。到处是灯笼火炮。”

　　涛他娘把严萍推到柏火旁边烤着，在地上放个小炕桌。严志和说：“萍姑娘！江涛到了你家里，好吃好喝儿。你到了我这茅草屋里，粗茶淡饭你也吃上一碗。”又对涛他娘说：“快给萍姑娘煮马齿菜馅饺子，她们在城里，是吃不到的。”涛他娘说：“请都请不到的。”她把血糕、猪头糕、灌肠、萝卜缨儿大饺子，摆在小桌上。江涛烫上一小砂壶酒，劝父亲喝。

　　严萍说：“不用请，我自格儿会来。”

　　涛他娘坐在灶堂门口烧火，由不得回过头来看，柏火照亮严萍丰满的脸庞。涛他娘说：“他妹子，怎么这么好人儿？”

　　严萍正把一小块血糕送进嘴里，听得说，回过头笑了笑，说：“好吗？磕个头，认你做干娘。”

　　涛他娘说：“可别折煞我老婆子！”心里想：“当我的干闺女，还不足兴……”

　　严萍吃完饺子，严志和喝完酒。一家人坐在炕上，看墙上贴的年画。一边看着，江涛讲起《红鬃烈马》的故事，讲到薛平贵别窑征西，去了十七年才回来，老丈人王允还要苦害他，等他打胜了仗回来，王宝钏还在等着他。他一面说，严萍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严志和说：“革命成功了，咱也出出这口气！”涛他娘说：“革命成功了，运涛也该出狱，回来和春兰成家立业。”她又想起运涛，每逢过年过节，净爱想起运涛，年年除夕哭湿半截枕头。咳！象运涛这样的好孩子，一去几年不见回来，能不牵挂娘的心肠？今年却不同，她看见严萍和江涛在一起，心上不由人不生出新的希望。

　　深夜了，有一阵爆竹声，从远处响过来。啊！新的年岁开始了！严萍要回去，涛他娘说：“大黑的天，明了再回去。”

　　严萍说：“不行，奶奶操心。”

　　涛他娘说：“叫志和叔叔送你。”

　　严萍拿起灯笼向外走，说：“不用。”

　　见严萍要走，涛他娘着了慌，说：“不行！不行！荒乱年头儿！”

　　一句话没说完，严萍早出了大门。涛他娘走到门口，看了看黑暗的夜色。回来不见了江涛，对着严志和嘻地笑了一声。严志和说：“年头呀！革命革得开通了，大地方时兴男女自由。”

　　涛他娘说：“看神色，他们俩不错了。”

　　严志和暗喜，说：“许着，咱得给他们助点劲，别学了运涛和春兰那个，棒打鸳鸯两分离！”

　　江涛踩着纱灯上射出的影子，走在苍茫的夜色里。乡村的淡墨色的轮廓象一堵墙，静静地站着。仰起头来看满天星星向他们眨眼笑着，微弱的青光从梨树叉上射下来。

　　严萍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江涛在黑暗中，瞅着严萍的面影说：“你说吧！”

　　严萍说：“我不敢说。”

　　江涛问：“怎么？”

　　严萍说：“怕你不答应。”

　　江涛说：“能答应的尽可能答应。”

　　严萍听了，抖着胸脯一下子笑了，说：“回答得真聪明，我说啦！”

　　江涛说：“你说吧！”

　　严萍迟疑着，走了五十步远，才说，“我嘛，想革命。”

　　江涛问：“为什么？”

　　严萍说：“因为你革命。”

　　说到这里，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在夜暗里，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有力的逼着江涛问：“嗯？”

　　江涛说：“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

　　严萍问：“和共产党一样？”

　　江涛说：“离着近点，是个赤色团体。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挽救被难的同志们。”

　　严萍问：“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ＣＰ？”

　　江涛说：“论你积极工作，你可以参加，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

　　严萍听着，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说：“自从城里开会回来，激动得浑身发热呀！跳呀，心里老是在跳！”她语音愉快而响亮：“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江涛紧接着说：“是的！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

　　走到大严村，他们从冰雪上踏过，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严萍敲门进去，又回过头来，和江涛握了一下手。江涛看着严萍进去，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才冒着夜暗走回来。

　　天明了，人们出来拜年。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先拱手作揖，再趴下磕头。说：“恭喜大叔！反割头税胜利了。”伍老拔笑嘻嘻地说：“胜利了，孩子们！再有这么个好年头，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大贵说：“大叔！斗争胜利了，夜里可安静？”朱老星说：“大年夜还安静，就是半夜里有狗叫，叫了几声又停住。”又呲牙笑笑说：“看吧，革命就要成功了，孩子们有吃有穿！”街上，小顺、小囤、庆儿，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到了朱老忠家里，进门跪在地上，说：“老忠大伯，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朱老忠说：“孩子们忙起来，地上脏呀！”说着，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端起一盅热酒，说：“来，小伙子们！喝个胜利酒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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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江涛到忠大伯、明大伯、朱老星、伍老拔家里拜过年，到舅舅家磕了头，又到大刘庄、小刘庄、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拜着年，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

　　正月十四那天，他到贾老师家去，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给他写了信，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贾老师说，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又说：“你学会做工作了，同志！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想调你回来工作，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我好疲累呀，工作多，人手少。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要提高阶级警惕。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要努力工作。同志！你也要注意：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如果是有用，希望你多加考虑！”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转着大眼睛说：

　　“是……”

　　灯节晚上，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敲着锣鼓。朱老忠、伍老拔、朱老明、朱老星、大贵，走到江涛家里，盘脚坐在炕头上。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江涛讲了“共产党是谁们的党”，讲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讲了“党的铁的纪律”。他学着贾老师，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举行了入党的仪式。从这一天起，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开完了会，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老哥们和大贵、江涛，喝了一会子酒。开门向外一走，是夜黑天，白色的大雪片，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慢悠悠地飘落下来。远处村上，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

　　朱老忠说：“这是瑞雪呀，今年一定五谷丰收。”

　　朱老明说：“哼哼！那是自然！”

　　天明，张嘉庆来了，说：“冯贵堂告了状，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说完了，连饭也没待得吃，踏着满地雪水，去下通知。江涛和严萍，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

　　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说什么也不干。冯贵堂熟悉法律，走到保定告到保定，走到天津告到天津。

　　到了那年夏季，一天晚上，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吹熄了灯，坐在窗前歇凉。远处，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张嘉庆骑着车子，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累得浑身是汗，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拉开抽屉，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拉把椅子，叫他坐下一块喝茶。说：

　　“嘉庆！你要离开这里……”

　　张嘉庆问：“怎么，出了什么事情？”他睁开大眼睛问。

　　贾老师说：“不，这是不得已的。反割头税以后，冯老兰抗交税款，县政府不答应。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连县长都告上，说他‘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说冯老兰‘玩忽国法，抗交税款’。冯老兰收不到税，赔了本钱，就要设法抵赖包价。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老家伙恼羞成怒，又告了咱们一状，这一状告在我、你和江涛头上。告的是‘共党煽惑民众，抗纳税款，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张嘉庆问：“那可怎么办呢？”

　　贾老师说：“起先，县政府里的‘同志’们把这件公文压下，教育局的‘同志’们也设法疏通。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要‘缉捕到案，严行法办’！我们只得避开了，县政府里有你、我和江涛的红名单。”

　　张嘉庆问：“哪，我们应该怎么办？”

　　贾老师说：“江涛已经回到保定，你也要离开这里！”

　　张嘉庆听得说，立时睒了眼睛，说：“贾老师！我不能离开你。你知道，我没了家，没了父亲。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她疼我，爱我，同情我。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除了眼泪，什么也不能帮助我。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我跟你在一块，你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再想母亲。贾老师！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我就依靠你。我愿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我决不犹豫，决不动摇，也没有第二条路走！你不相信我的话……”说着，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用手挖着心窝，说：“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

　　贾老师听到这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肃穆的脸上，射出亮晶晶的光亮。不等张嘉庆说完，他说：“嘉庆！我知道你的苦楚，别说了，再说就疼坏我了！你放心，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党不能放开你不管！可是我要批评你，你应该依靠党，依靠组织。离开家，党组织就是你的家。没了亲人，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你要依靠他们，懂得吗？”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一向是严谨的。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就不再批评他。

　　张嘉庆说：“依靠党，依靠组织，我是知道的。当我每次下乡，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我也想过，生我的是母亲，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我明白。但是，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说着，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向来没有哭过，为了这件事情，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

　　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父亲大发脾气。一天早晨，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叫了左邻右舍，叫了家族长，搬了铡刀来，放在台阶上。老头子敲着门，呐喊了一声，说：“嘉庆，你出来！”母亲走出来一看，阵势不好，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说：“儿！好儿！你快逃活命吧！”张嘉庆猛地醒过来，从炕上跳起来，听说父亲要铡他，扔蹦跳上窗台，踩断窗棂，跳上屋顶逃走了。反割头税运动以后，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说他忤逆不孝，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这样一来，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指示工作，写钢板跑交通，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有时回到自己村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说起张飞同志，凡是穷人，到了那家那家高兴，到了那村那村欢迎。

　　贾老师看得出来，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能按时吃饭，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那个同志端碗稀粥。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就一天吃不到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晚上不敢住在村里，宿在漫洼野地，睡在秫秸堆里。在机关里的时候，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在饭铺里吃饭，他舍不得花钱，也只能吃个半饱。为了工作，他得骑着车子从潴龙河跑到滹沱河，又从滹沱河跑到唐河。不久，瘦得凹着两只大眼睛了。

　　这时夜快深了，屋里没有灯，人们都睡着，操场上静静的，全城没有一点声音。贾老师睁开晶亮的眼睛，看着耸立在夜暗里的古圣殿的轮廊，看着重楼上飞檐斗拱的影子，拍着嘉庆的肩膀说：“嘉庆！不要哭，你还年轻，应当更好地锻炼……”他慢慢走过来，把手搭在张嘉庆的肩头上，喃喃地说：“要锻炼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决定问题，能够独立工作，那才是一个坚强的干部。目前，我们党就是缺少这样的干部。”他又歪起头看着嘉庆的脸，说：“要知道，你应该勇敢地向前看，不应该是个用眼泪来洗脸的人。”

　　张嘉庆忙用袖子擦去眼泪，说：“是。”

　　贾老师说：“我把你介绍给江涛，他和你一样，也是在党的教养下长大的。这人在工作上英勇、机智，性格也挺浑厚。你通过他接上关系，我要在介绍信上注明，等你年岁一到，立刻转为党员。江涛在去年已经转党了。他一定好好照顾你……

　　哎！他有个女朋友，你见过吗？”

　　嘉庆立刻破涕为笑，说：“我见过，她参加过反割头税运动。长得细身腰，长身条，黑眼珠儿特别的黑，白眼珠儿特别的白……”

　　贾老师又说：“是呀！我给你写个信，叫他们想办法帮助你考上第二师范。你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就都解决了。”张嘉庆说：“我知道江涛是个能干的人，和他们一块工作，一定是很愉快的。”

　　贾老师说：“第二师范供给膳宿费，不够的话，可请求组织上帮助，这也在信上注明。你再好好读几年书，文化水平低的人，就很难在政治上很快提高。”张嘉庆问：“你呢？”贾老师说：“我是不能动的，我还要在这里坚持。我要采取合法存在非法活动的方式工作下去！”

　　贾老师说着，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热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

　　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

　　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

　　贾老师直着眼睛问他：“嗯，为什么？”

　　张嘉庆说：“我觉得，这样对女同志并不好。再说，做为一个女人，多痛苦呀！她要管家，要生孩子，要……不，应该让她们独立，象男人一样的革命，在社会上做些事业。”

　　贾老师说：“可是她们早晚要结婚的。当然，一个好的女同志，她不一定漂亮。内心的美丽，比长得漂亮更为可贵。”说着，又纳起闷来：“他为什么这样同情女人？显然是受了一种什么刺激。”

　　张嘉庆是张家的独生儿子。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唱了两台大戏，喜幛贺联摆满了半条街。酒席摆了一院子，送礼的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传到二三里路以外。他长大了，只许跟大娘叫娘，跟母亲叫“小娘”。生他的时候，母亲只有十七岁，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母亲晚上和父亲在一块睡觉，白天和长工们下地做活，摘花割谷，在磨房里碾米、磨面，给大娘洗衣服。

　　大娘不让母亲奶嘉庆，雇了个奶母。说也奇怪，嘉庆渐渐地不象母亲了。母亲哭着说：“大娘使了魔法，把我的孩子脱形了！”人们抱起嘉庆来端相端相，说：“可就是，真也奇怪！”

　　张嘉庆长大了，大娘不叫他和母亲见面。有时母亲背着筐下园子拔菜，在路上碰上他，就流下两行泪，抚摸着孩子的头顶说：“儿呀，儿呀，你快长大！长慢一点，娘就等不得你了！”说着，用破袖子擦着眼泪。

　　奶母对嘉庆说：“穷娘嫁到财主家里，一下轿大娘横着皮鞭站在天地神牌底下。装腔作势，在娘脊梁上抽了一百鞭子，立过家法。”还说：“别看大娘吃得强穿得强，生身的母亲是穿破衣裳的。”

　　张嘉庆长大了，母亲青春的年岁也过去了，父亲又娶了个小娘来。小娘长得更漂亮，把母亲忘在脖子后头。母亲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从此用泪洗脸，就泪吃饭。母亲的脸，渐渐地瘦了黄了，长上横纹。她不愿这样地活下去，在张嘉庆逃跑以后，也就离开张家，上北京去，帮人做活，当起佣人来。

　　张嘉庆的家庭历史情况，贾老师在他入团之前就知道。看他阶级出身不平常，对他加强阶级教育，培养成一个赤色的战士。也曾对他说过：“象你母亲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受压迫的人生的儿子，你要为他们战斗一生！”

　　夜深了，嘉庆骑了一天车子，身上累了。激动的感情，又慢慢平静下来。用眼泪洗净了心情，倒在床上睡着了。贾老师对着深夜，对着静寂的院落出神。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七年，走过不少村庄，接触了不少革命的农民，培养了干部，教育了青年一代。如今，敌人要追捕他。他对家乡有很深的留恋，嘴里不住地念着：“家乡啊，亲爱的家乡！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凶狠，我要和家乡的人们并肩作战，度过这白色的恐怖！”

　　为了送张嘉庆走，贾老师第二天早起了床。点上灯，给江涛写了信。贾老师把张嘉庆的衣服包好，叫他起来说：“棉衣和被褥，我告诉这里同志们，给你捎去。”

　　张嘉庆说：“我要是考不上呢？”

　　贾老师说：“考不上也不要紧，我经过保定的时候，告诉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

　　张嘉庆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学校。出了门，他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心上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开他的母校。天刚薄明，他们趁着夜暗，沿城根走到西北角上，爬过城去。贾老师说：“路上渴了喝壶茶，别可惜那么一点钱。出了门一闹起病来，花钱更多。”张嘉庆说：

　　“是！我记住了，你回去吧！”

　　张嘉庆跳下城墙，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堡。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望着他走远。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脱离险境。张嘉庆回过头来，看着他严峻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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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保定市在小清河和京汉线交叉的地方，离北京三百七十里。河水缓缓地流着，流过丘岗，流过平原，流过古老城堡的脚下。流过白洋淀，和大清河汇流，流向天津，流入渤海。

　　这座小城市，在河北平原上，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当时有十五万人口。民国初年，在这里建下军官大学，为军阀混战种下了冤孽。狭窄的街道上，满铺着石块，街坊上大部分是上世纪留下的木板搭。有大车和帆船把粮食、兽皮、水果，运往京津。再把洋货——工业品运到乡村里去。

　　这里有十三所学校，一所大学。省立第二师范就在西城的角下，这是一个中级学校，当时全校有三百多同学。一条小清河的支流，从旁边流过。江涛在这里受过四年师范教育，在保定市有了四年工作历史，是保属革命救济会的负责人，二师学生会的主任委员。暑假期间，江涛被选在学生公寓委员会里工作——沿着旧习，每年暑期招生，学生会筹办临时公寓，招待乡村里来投考的学生们。

　　江涛得到支部负责人夏应图同志的同意，把嘉庆安排在养病室里。每天演算术、写小字，准备投考的功课。江涛分派厨工里的“同志”，按时把病号饭送去。在这个期间，第二师范经常住着不花栈费的客人。

　　江涛为了解决嘉庆的生活问题，带他去找严萍，她是救济会的会员。一进门，严萍刚下课回来，看见嘉庆就问：“张先生来了？少见！”张嘉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睁开大眼睛看着她。严萍回过头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神枪手哪！”开了门，在自己小屋子里招待他们。她洗了手沏上茶，从父亲屋里拿了一盒香烟来。

　　张嘉庆一见到严萍，就悄悄地把眼光避开。他住在小城市里惯了，没接触过女人，今天遇到严萍，不敢正眼去看。视线一碰到严萍的眼睛，觉得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象锥子一样尖锐，好象隔着胸膛，能看透别人心血的吞吐。张嘉庆象一只被苍鹰拿败了的百灵，把脑袋钻在翅膀底下，再也不敢鸣啭。象有千丈长绳缠在他身上。其实是严萍一见到江涛，就心上高兴，脸上泛出明媚逼人的光辉。

　　张嘉庆抬起下颏看这间精致的小屋：屋子很小，只放开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只小床。小床上铺着大花被单，小窗上挂着花布窗幔。墙上挂着一个银色的镜架，是严萍的放大像。她学着电影明星的姿态，仄起脸儿在笑。嘉庆一看，心上很是讨厌，他不喜欢这样姿态的女同志。

　　江涛把贾老师的意见告诉她，她斯文礼貌地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江涛面前，一杯放在嘉庆面前。撕开烟盒，递给江涛一支香烟，嘉庆摇了摇头，严萍就不再给他。顺手划根火柴，给江涛把烟点着。嘉庆心里暗想：这是什么女人的作风？

　　严萍说：“我知道张先生好枪法。可是，我也听得说过，你的家庭……”她看嘉庆不象个穷学生，知道他的家庭是个大地主。

　　嘉庆楞楞青青地说：“有家就不遭这个难了！”他觉得被一个女人看过来看过去，浑身挺不自在，尽把眼睛看着屋角里。

　　江涛把嘉庆的经历告诉严萍，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就是了，近来常在报纸上看到，有的青年人为了革命离开家庭。也有的家庭怕吃革命连累，抛弃自己的儿子。”看嘉庆有不耐烦的神色，紧跟上说：“革命就是家，让我们想想办法看，可以在内部进行募捐。”

　　江涛笑了说：“好！就请严小姐解决这个问题吧。”

　　他们商量完了事情，又谈到文学上，严萍侃侃地谈个不停。嘉庆也谈了些革命文学上的意见，他说：“我一念起革命的诗歌，心上就热烘烘的。”严萍说：“我很喜欢浪漫主义的作品，看了那些热情的小说，好象驾上云儿，飘飘呼呼地走向革命。”

　　张嘉庆问：“你正在读什么书？”

　　严萍说：“《毁灭》。”

　　张嘉庆问：“你还读了些什么苏联小说？”

　　严萍说：“还读了《十月》，我很喜欢革命的热情。十月革命成功了，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了，得到政权和土地。我也很喜欢诗歌。”说着，她扬起手朗诵了一首诗：

　　太阳没了，

　　在那西北的天郊。

　　满天的霾云，

　　正在暗地里狞笑。

　　…………

　　…………

　　严萍挥起两只手，用音乐般的音调唱着，又孩子般地笑了。张嘉庆看她天真的举动，很是喜欢。文学把他们的感情联系起来，张嘉庆再也不感到拘束。江涛拉开抽屉，拿出严萍的画报来看着。等他们谈完了，才说：“文学嘛，咱是门外汉。”

　　严萍说：“你是社会科学家嘛，就不再喜欢文学了！”

　　他们又说了一会子革命工作上的话，江涛和嘉庆才走出来。一离开严萍的眼睛，就象割断了嘉庆身上缠的绳索，觉得轻松起来。大拇指朝江涛一弹，打了个响梆儿，挤巴挤巴眼睛说：“不错！”

　　江涛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可不要开玩笑。”

　　张嘉庆说：“是呀，那是首要条件，不过……不过……做为一个‘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象你，应该有一个身体雄壮的爱人，她好象一个勇士，时刻不离地保卫着你，你就不至于被捕了。老实讲，老实讲……”他咽下一口唾沫说：“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江涛拍了嘉庆一掌，说：“净瞎说白道，我情愿！”

　　张嘉庆睁开大眼睛，把右手在左掌上一拍，说：“唉！算了！你们两好碰一好儿，咱算白说！”

　　今年有二千四百人下场，学校只考取一班，形势是相当艰险的。张嘉庆鼓着劲考上了头一榜，算是过了第一关。可是二百五十个人，离四十个人还差得远。江涛觉得张嘉庆为了工作，把功课耽误了，实在难保证他闯过第二关。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应该克服的困难，尽力克服，江涛又去请教夏应图。

　　经过老夏同志的指导，总结了历年共青团员在考学斗争上的经验。江涛又把嘉庆带到严萍家里，叫她拿出一身衣裳，把嘉庆的衣服换下来。江涛和严萍提着桶抬了水来，给他洗净。严萍扯起褂子看了看，脊梁上破了个三角口子，小口袋扯破了，搭拉下来。放在盆里洗着，说：“你这方面就得好好儿学习江涛。你看他，一天早晚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年到头儿，头上脚下不落灰尘。”

　　江涛也说：“你穿着这么脏的衣服，能考得上学校？”

　　张嘉庆嘻嘻笑着，拎起贾老师给他的那件布衫一看，和擦桌子布一样，发散着汗臭。他捏着鼻子放下，觉得叫严萍给他洗这么脏的衣裳，很觉过意不去。心里说：“真是，丢人现眼！”

　　严萍说：“在锁井见你的时候，还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早晚，你学得邋邋遢遢。”

　　张嘉庆说：“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是少爷，这早晚变成无产阶级了！”

　　江涛说：“你得改变这个习惯。”

　　严萍把一盆洗浑了的水倒出去，说：“这有一车泥！”她在喘着气，洗衣板把她细长的手指磨得通红。打肥皂啊，搓呀，涮呀，一件衣服洗了几盆水。她说：“别看我身子骨儿单薄，并不怕劳动。我就是胆小，爱害怕。那年秋天，有个同学把一条毛毛虫放在我的书桌上，吓得我一天不敢去上课。一想起来，毛毛虫就象在心里鼓弄。我还怕炮声，一听到炮声，就赶紧捂上耳朵。”

　　江涛说：“那我可不信，那年大年夜里，你一个人摸着挺远的黑路去找我。”

　　严萍斜起眼睛，瞟着江涛说：“那天晚上，可不是平常的晚上。”

　　张嘉庆跟上说：“从那天晚上，你们就开始……”

　　严萍不等他说完，故意岔开话头说：“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走上革命……你看你，头发那么长了，也不梳洗。多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就曲皱得象牛口里嚼的，穿鞋露着脚指头，这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口试的时候，当面一谈就蹭了！”

　　一阵话搔着张嘉庆的痒处，他不耐烦地说：“得啦，同志！咱俩算是没有缘法，我在你嘴里，算是逃不出去，我那里比得过江涛？”他又指着江涛说：“你看他，两个肩膀一般高，两条胳膊一般粗，两条大腿一般长，两只眼睛一般大，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他说话一快，就有些口吃。一股劲地说下去，象放机关枪一样：“象我吧，成天价不干不净，马马虎虎。不过读书不读书吧，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才考这‘第二客栈’，好住着店开辟工作呀！”

　　一下子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她怕张嘉庆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再也不敢吱声。严萍把衣服洗好晾上。掏出两块钱，放在小床上，说：“去，洗个澡理个发，买双鞋来。口试的时候，好去出头露面呀！”江涛和嘉庆带上钱，走出门来，张嘉庆拍着江涛的肩膀说：“同志！你算憋住宝了！”江涛摇摇头说：“少说废话，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成功了，再找爱人吗？”张嘉庆说：“当然哪，中国革命不成功，我连想也不想。”两个人洗了澡理了发，到鞋店里试着买了双鞋子。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那双旧鞋子，又破又有气味，放在鞋店里玻璃门前的花砖地上，抬起腿就走了。

　　严萍把张嘉庆的衣裳折叠整齐，坐在椅子上压得平平正正。张嘉庆穿在身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严萍拍拍他的肩膀，捵捵衣襟说：“看，怎么样？小伙子漂亮了吧！明天口试的时候，一过眼就取上了！”

　　江涛、严萍、嘉庆，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严知孝和老伴在北屋里有一场小小的争论。妈妈说：“闺女大了，也该有个安排。”又指着窗户外头说：“看！这样下去有好儿吗？”严知孝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妈妈把脖子一拧说：“你看不见？大闺女大小子们，成天价在一块耳鬓厮磨，好看吗？”严知孝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看。”妈妈说：“我看老奶奶说的那个，你还是答应了吧！”严知孝说：“那是你的闺女，你答应下吧！也不跟孩子商量商量？”妈妈又说：“商量？要叫我是萍儿，巴不得的！登龙那孩子，长得白白儿的，精精神神的，多好啊……”严知孝说：“咳！你净装些个糊涂，你要是萍儿，你不愿和大小子们在一块玩？孩子们自然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打着鸭子上架不行，强拧的瓜儿不甜！”

　　冯登龙看严萍和江涛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比他更亲密了，心里使了一股劲，撺掇冯老锡上大严村去了好几趟。请姑奶奶给登龙保亲，想把严萍娶过来做媳妇。冯登龙以为这样可以不显山下显水的把事情办好，想不到严知孝不做主，妈妈一个人同意也办不成。两个老人翻来复去嘀咕了半天，严知孝嫌老伴絮烦，靸拉上鞋子走出来。在院里散着步，见严萍他们还在屋里说说笑笑，迈步走进去。江涛和张嘉庆连忙站起来，说：“严先生请坐。”

　　严知孝上下打量着江涛和张嘉庆，说：“好啊！英雄出在年少！宝贵的青年时代呀，你们努力吧！”

　　严萍说：“爸爸，你还不老啊！”

　　严知孝指了指脑壳说：“脑筋老了！别看我会说，不能做，好象讲书一样……”他拿出在讲台上讲古文的架式，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最后，他说：“当老师的责任，是把话讲下，看你们青年人们怎么做去。”说着，回到他的书斋。

　　说了一会子话，江涛和嘉庆同时走出来。严萍送到门口，站在高台石阶上。张嘉庆一眼看见严萍穿着一双光亮的新皮鞋。笑着问：“是你买的？”

　　严萍说：“怎么，不是我买的，还是你买的？”

　　张嘉庆瞅了江涛一眼，笑了说：“我买了你也不穿。”

　　江涛拍了他一巴掌，说：“净耍些个贫嘴！”

　　从严萍家里回来，江涛又给张嘉庆分析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还说，训育主任是个反动派，口试的时候，要他机灵点。就是这样，张嘉庆考上了保定二师，脱离了滹沱河两岸的白色恐怖，在保定读起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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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

　　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话里带刺，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人民的祖国、人民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

　　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拜或是假日，叫他们家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两个人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可是，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不肯不来，而且来得更多。

　　冯登龙听得江涛讥诮他，一下子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只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

　　冯登龙气得脸上红彤彤的，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

　　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

　　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自从沈阳事变，激于救国的热情，东北义勇军蜂起。有共产党的，有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封建军阀的。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

　　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兵打出去！”

　　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地能救了国家。”他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说：“墨索里尼当过小学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元首，实行了狄克推多。”

　　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

　　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

　　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

　　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圆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反来复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悄悄地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用图钉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摘下来，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象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地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地一声戳在桌子上，撅起嘴来，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

　　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

　　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

　　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

　　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

　　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

　　“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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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

　　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

　　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

　　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

　　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

　　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

　　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

　　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

　　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

　　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

　　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

　　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

　　“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

　　“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

　　“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全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

　　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

　　严萍讲着话，江涛在周围睃巡，看有没有坏人来破坏会场。猛地看到南方有一队警察，骑着马跑过来。江涛大喊：

　　“同学们，宪兵马队过来了！”

　　马队象一阵风，唀唀唀地跑过来，在会场上横冲直撞。举起马鞭子，照准人们头上乱抽。嘴里骂着：“你们扰乱后方！你们扰乱后方！”又猛地跳下马来，捆绑集会的人们。人们不服绑，在马路上扭打起来，你搂着他的腰，我抱着他的胳膊。稠密的人群立时疏散开来，向四面八方跑去。江涛看情况紧急，拽起严萍，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北跑。严萍一时心急，跑在头里。刚跑到南门底下，江涛赶上去，一手把她抓回来。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唰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看见又有人赶上来，学着江涛，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象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两个人撒开腿，一股劲地往西跑。严萍心情特别紧张，不知怎么，两腿发软，实在拖不动。心里着急，两脚却落在江涛后头，累得喘不上气来。

　　江涛跑到树丛里，回头一看，不见了严萍。没有停住脚，又跑回去接她，攥住她的胳膊，拉起来向前跑。这时，马队在河岸上，在田野上追逐着散会的人们，人们为了避开马队，到处乱跑。严萍喘着气，脸上象纸一样白，嘴唇发紫，索索抖颤，说什么也爬不上这座土山。正在焦急，不知那儿响了两声枪，有人从土山下边咕咚咚地跑过去了。她的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哆嗦起来。江涛一时心急，两手一抄，把她挟上山顶，坐在树丛里喘着气，向周围张望，怕有警察赶上来。严萍闭着眼睛喘息着，鼻孔里只有一丝丝气息，脸色苍白得吓人。江涛害起怕来，轻声叫着：“严萍！严萍！”叫了好久，她还是不答应。

　　太阳快要落山了，天空里映出霞光。一会工夫，情况缓和下来，周围静寂，没有一点声音。小河里的水，还在安谧地流着。凉风吹来，树枝摇动，秋黄的叶子唰唰地落下来。严萍睡在地上，呼吸慢慢的均匀起来，脸庞恢复了红润。

　　又停了一刻，江涛紧张的心情才过去。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回来，天已向晚，圆大的夕阳落在西山上，满天的云霞在浮动，他们经过油绿的菜畦回到城里。严萍说：“抗日的行动犯什么法呢？”江涛说：“抗日是不犯法的。”严萍说：“哪！他们为什么扰乱会场？”江涛生气地说：“对卖国贼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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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比如一年的春天，一天的早晨，刚刚摸到幸福的边沿上，反动派就把一场灾难降在他们头上。

　　在大街上开的宣传大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二师范两人被捕，学生们要求释放抗日青年，在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校长在纪念周上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读书就是救国。要把被捕的学生开除学籍。江涛和老夏领导了第三次学潮，驱逐了没有民族意识的校长。

　　二师学潮影响了保属学生界，保定市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局见到各地学潮风起云涌，摁倒葫芦瓢起来，很伤脑筋，第二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宣布解散了学校。空气异常紧张，保定市沉入白色恐怖里。护校委员会开会讨论；老夏说：要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议论纷纷，得不到一致。老夏最后发言，为了保卫“抗日的堡垒”，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

　　护校代表团从保定日报社搬回学校去，江涛背起铺盖，一行走着，心上急遽地跳动，象是觉察到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一进门，韩福老头扇着蒲扇赶上来，沙着嗓子问：“严先生，怎么又回来了？”

　　江涛把铺盖卷扔在地上，掏出手巾擦着脸上的汗，说：

　　“又回来了。”

　　韩福老头歪起头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没看见人家登报吗？人家先‘剿共’后抗日，又回来干吗？赶快回去吧！”

　　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韩福扇着蒲扇说：“年轻的先生！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大街上嚷动了，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这话又说回来，我虽不是……可是我是同情这个的，你们赶快回乡吧！”

　　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说：“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江涛把铺盖搬到北楼上，离开这里才一个月，蛛网封住了窗户。他蹬在床板上，开了后窗，让河风吹进来。通过柳树的枝叶，看得见离这里不远的城堡和城头上的天空。往日里，学生们爱在河岸上大柳树底下，钓鱼读书。卖粽子、卖糖葫芦的小贩，在大柳树底下引逗学生们抽签。如今学校面临着灾难，墙里墙外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了。

　　他又从楼上走下来，北操场上几个篮球架子，陪着日影出神。不幸的时光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球声了。几只麻雀，飞在这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飞到那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象是受不住闷人的寂寥。走过大礼堂，在图书馆前，看见老夏从南斋走过来，说：“我看快派人下去通知。”

　　江涛说：“如果你想那么干，赶早不赶迟，快组织起交通队。”

　　说着，相互看了看，各自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了。江涛走过斋舍的时候，探头一看，床板上有人放着铺盖。院子里几棵核桃树，长了不少核桃，象未成熟的梨子。厨子头老王见江涛走过来，从饭厅窗子里探出头来，离老远里喊：“哈哈！咱这个学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灶筒上多少日子不冒烟了，今日格又冒起来。”老王四十多岁，是个黑胖子，一副愉快的脸。他不了解江涛的心情，老是在笑，不住的笑。

　　一过小门，南操场上长满了星星草。塘里荷花盛开，塘边上几棵白杨树，迎着风哗啦哗啦响着。花畦上草比花高，扫帚棵、臭蒿子，长了满世界。药葫芦苗爬到美人蕉上，开着深蓝色的小花。畦埂上长着乍蓬棵、马齿菜，还有野生的甜瓜。江涛看见深草里长着个柳条青大西瓜，拔起两把草盖上，说：“等长熟了咱来吃。”

　　这时，猛地有人在后头说了话：“恐怕长不熟吧！”回过头一看是张嘉庆，两手叉在腰里，呲着牙笑着。他心上不安，不相信能吃到这个西瓜。

　　江涛说：“下上地窑！”他在畦上挖了个小窖，把西瓜放进去。张嘉庆盖上草压上土，又呲开牙笑着，说：“江涛！你知道，我知道，吭！”

　　两个人一答一理儿说着，其实思想都不在这上头，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次学潮不比以往，形势这样紧张，成功失败是不能预测的。

　　第二天，附近同学们陆续赶回学校。

　　到了第三天，天刚发亮，月亮还明着，江涛在睡梦里听得楼下嘁嘁喳喳地乱成一片，说有军队包围了学校。有人从楼前楼后咕咚咚地跑过去，不一会工夫，老夏在北操场上放开嗓子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起床，上岗哟！”

　　江涛一下子从床板上跳起来，连裤子顾不得穿，跑到楼栏边一看，人们乱乱纷纷的从斋舍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长枪大刀，跑到大门口。他穿上条裤叉子，把褂子在背上一搭，跑下楼梯，到钟楼上探身一看：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穿黑衣裳的警察，穿黄衣裳的保安队。肩上扛着枪，枪头上按着刺刀。见有人探出头来，一个个横眉竖眼，问：“喂！看什么？”江涛回过头来怔了一下，心里说：“坏了！敌人真的要下毒手！”

　　江涛二话不说，挽紧绳索敲起钟来。钟声一响，老校役从钟楼下的小屋子里走出来，懵懵懂懂地说：“谁？谁？是谁？

　　还没有到时间呀，乱敲钟！”

　　江涛说：“我敲乱钟！”

　　老校役伸开手遮住阳光，眯缝起眼睛，生气说：“敲乱钟干吗……”

　　当他看到敲钟的不是别人是江涛，又不是平常打扮，就明白了。走上钟楼看了看，缩紧脖子呆住了，说：“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

　　人们听得钟声，都起了床，跑到大门前。江涛走到穿衣镜前面，看见老夏在门楼上站着。他走上门楼一看，门前站的军警更多，有个挎武装带，带盒子枪的小军官，是个小墩实个子，黑脸皮上满下巴青胡髭槎子，戴着黑边眼镜。见门楼上有人，也歪起脑袋望。江涛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个小军官说：“我们是十四旅的，奉上峰命令，把守你们的学校，甭着急一会你们就会知道。”

　　江涛不理他。早晨天气还凉，刺激他的心情，他的身上微微颤抖着。刚走下门楼，韩福在楼梯下头站着，楞怔着两只眼睛象猫头鹰一样，伛偻着身子说：“严先生！这可怎么办？你看，大兵包围了，快走吧！你们快走吧！”绰号叫“古文学家”的老王，一把拉住江涛的手说：“怎么办？我看是想法子出去吧！”江涛一时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镇静，指着墙外说：“走？你看墙外是干什么的？时间已经迟了，再也走不出去了！”

　　韩福老头手忙脚乱，压低了嗓子说：“为什么不走？人家说你们是坚决抗日的，报纸上登的明白：‘言抗日者杀勿赦’，为什么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又搂起江涛的脑袋，咬着耳朵，恨恨地说：“扣上抗日的帽子可厉害呀，忙走吧！”他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这‘日’，找咱抗，咱抗。不找咱抗，咱不抗。叫他们自格儿抗去，何必动这么大的交涉？”

　　这时，江涛没心跟他谈话，可是看到他的热情，又说：“他们要是不抗呢？我们等着亡了国？”韩福老头拍搭着膝盖说：“他不抗，拉他娘的倒！中国亡了，也不是咱自格儿的！”江涛看他恐怖的神色，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紧！怕什么，反动派狗血喷人，怕他那个！”韩福老头又焦躁地跺起脚来，说：“咳！先生！世界上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好人？要是稀里糊涂的……”

　　江涛没心听他说话，想叫老夏，老夏还立在门楼上，人们围随着他，跟他谈话。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他，象是要从他身上探询出事变的究竟。江涛又跑上门楼，向外看了看，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拽起老夏的手走下来。两个人走到教员休息室——历次学潮，他们都在这里安上指挥部——江涛问：

　　“老夏！你看怎么样？”

　　老夏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站了老半天，才开口迟迟地说：“是……个问题！”他语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又说：“我觉得事情有些突然！”

　　江涛说：“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

　　老夏看了他一眼，说：“大家想想看。”说完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江涛。

　　江涛把头低下去，眼睛看着地上老半天，才说：“哼哼！

　　看是要动手！”

　　老夏说：“问题非常明显，过去几次学潮，都是为了反对黑暗教育，驱逐贪污校长。而这次，是为了要求抗日，要求结束‘剿共’，一致对外，要求抗日的自由。统治者老羞成怒，才解散了学校。我们要坚决护校，统治者又用重兵包围。”他摇摇头说：“包围的目的，我看有三个可能：一，要逮捕报纸上说的坚决抗日者。二，强迫我们离开学校。三，以重兵包围，不了了之。”

　　老夏讲到这里，又觉得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尤其对青年学生，总要好一点。他说：“常言说：‘法不上众’，问题决定于群众情绪。大敌压境，群众一致要求抗日，遭到压制。再说，学校解散，同学们被迫回乡，失学失业，又回来护校。激于义愤，胜利是没有问题！”

　　江涛低下头去，皱起眉泉深思苦虑，听到这里，他摇了摇手，说：“你看得太轻渺了！你对敌人估计不足！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我说应该再添上一个可能。他要逮捕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双方会形成流血斗争。他要长期包围，断绝粮食柴菜的供给，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他杀鸡给猴看！”

　　讲到这里，老夏睁起黑亮的眼睛望着他，说：“这样，他们就是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

　　江涛手里惦着个火柴盒子，说：“我看，这些反动派是要逮捕我们的。”他伸起手指着老夏说：“你还有什么幻想？”就势，把火柴盒子在桌子上一抛，出了口长气，抖了抖头发，咚地坐在椅子上，两个人同时沉默下去，不再说什么。钟摆咯哒咯哒地响着，象磕在两个人的心上。

　　一会儿，护校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还有张嘉庆，都走了来，就这个议题反复讨论。把情况判明了，又研究对策。决定：一，普遍展开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二，搞好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三，开展士兵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最后一点，江涛说：“这是斗争的特点：他要长期包围，粮食是主要的问题，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只有失败。”在恐怖形势下，一谈到被捕，一谈到生死的矛盾，人们就想到墙外有敌人在包围，如临敌阵一般，恐怖的情绪开始在他们心弦上弹动。直到目前，他们还是不明白：宪兵警察为什么要与坚决抗日者为敌。

　　开完了会，江涛和老夏把工作全盘部署了一下。老夏说：“总务部的工作，叫张嘉庆担任吧！这人忠实勇敢，不怕牺牲，斗争精神还很强！”江涛也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就是有点儿冒失。”武装部长，老夏叫江涛担任，总务部的工作还得他帮助。江涛把名单上所有的人编入学生武装纠察队，自己兼任大队长。找出耍武术的长枪大刀，作为战斗的武器。反动派已经逼着人们拿起武器了。

　　江涛正在那里忙着，韩福老头又跑来叫他：“严先生！会客室里有人找。”当江涛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老夏已经先到了。一共有两个客人，一个穿着灰色洋服，戴着黑礼帽，黑边眼镜，满脸黑麻子，是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另一个就是那个披武装带、挎盒子枪的小军官。江涛走进去，他们一动也不动，镇着脸坐在椅子上。

　　老夏问：“二位阁下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刘麻子歪起脑袋，瞅着老夏说：“我代表市党部来传达上峰的公事。”

　　老夏问：“什么公事？”

　　刘麻子沉下脸来说：“希望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意见，市党部也有市党部的苦衷，解散第二师范，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张，党政机关不得不照办。青年学生以学习为宗旨，不要做轨外行动，为政治牺牲。为了顾全大局，劝你们看清时局，离开学校吧！否则，一切后果当由你们完全负责，本部也难……”

　　江涛不等他说完，抢上去说：“这种意思，我们明白。叫我们离开学校可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

　　刘麻子听了，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还要条件哩？快回家耪大地去吧！兄弟今天来，是为了保护青年。抗日是国家大事，当局一定是先剿共而后抗日，你们闹腾半天还能闹出什么来？再说，目前南方战线，中央要调集九十万大军，向赤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北方战线，由于日寇来势凶猛，国军不得不节节退却。把军队调到关内来，防守长城一线。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你们还在这里鼓动学潮，扰乱社会秩序，不是捣乱后方是干什么？”他放下眼皮，歇了一刻，又眨起眼睛问：“你们要求什么条件？”

　　江涛扳着手指说：“无故开除学生，使广大青年失学失业。逮捕爱国青年，把热心抗日的学生当成‘政治犯’，都是反动派的阴谋！要想叫我们离开学校，那只有：第一，撤退军警。第二，收回解散学校的命令。第三，释放抗日青年，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第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允许广大工农群众有抗日自由。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再说，以军警包围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无论如何是反动行为……”他说着，一股热气从心里冲上来，红了脸庞。

　　那家伙不等江涛说完，镇起黑脸说：“我看还是甭提条件吧！还提条件哩？”又气得忽扇着嘴唇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政治犯，请你们自行归案吧！”说着，展开一张名单，伸手搡给老夏。

　　老夏接过这张名单一看，第一名就是他自己，第二名是江涛。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在校内，额上登时冒出汗珠子。他镇静了一下，说：“抗日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就要受逮捕了？”

　　刘麻子见老夏挼下精神来，攥起拳头，一伸一伸地说：“青年人固然是国家的栋梁，但他们一经共党的煽动，思想赤化了，就成了危害国家的祸根。国家一定要快刀斩乱麻！”

　　江涛急红了脸说：“抗日是爱国的行动，抗日无罪。要想逮捕我们，做梦也办不到！”他气愤得脸上不由得频频抽搐。

　　第二师范五年闹了三次学潮，同学们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和突出的成绩，可是他们还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局面。江涛正呆着眼睛想临时对策，一低头看见刘麻子从背后伸出一支黑色的手枪，对准老夏的胁下。江涛腾地变了脸，伸出手攥住刘麻子的手腕。瞪出黑眼珠子问：“这是干什么？”

　　刘麻子弯腰站起来，腆出黑脸说：“你还不知道？这叫做逮捕，请二位到市党部去谈谈。”说着，使了个眼色，小军官抽出盒子枪来，对准江涛的脊梁。

　　这时，院里的人们越来越多，拿着长枪短棍，隔着窗子看着。在这个关键上，一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动手。

　　江涛脑子里一闪，想起在反割头税游行示威大会上，也见过这种阵势。那时他不怕危险，睁开眼睛迎着保安队的刺刀。忠大伯五十开外的人了，还带领纠察队，打退了反革命武装……那是鼓动人心的一幕场景。如今反动派来逮捕我们了！他向前走了一步，喊一声：“你们逮捕不了！”

　　他在屋里一喊，人们也在外头喊起来：“逮捕不了！”喊着，把刀、枪、木棍，撞破窗玻璃，伸进屋子里。

　　刘麻子听人们喊叫起来，回身一看，立刻黄了脸说：“干什么？想造反？”说着，伸手抄住江涛的胳膊。

　　小军官掳住老夏的领口子，想要拿绳子捆他。两个人用手枪突着江涛和老夏，从屋子里向门外拥。

　　张嘉庆两手卡着腰，闭着嘴憋了满肚子气力，在门口等着。看他们一下台阶，一个箭步窜上去，噼啪两脚踢掉他们手里的枪，举起拳头大喊：“打倒反动派！”

　　当刘麻子和小军官跑过去弯下腰抢枪的时候，大家喊着：“打倒反动派！”一齐拥上去。刘光宗搂着刘麻子的腰，杨鹤生和曹金月，一个人架着小军官一条胳膊，呐着喊向外推。刘麻子挣扎着，指挥小军官：“快！叫人来，捆起他们来，送公安局！”

　　张嘉庆憋红了脖子脸，喊：“不许反动派逮捕我们的同学！”他这么一喊，人们齐大伙儿把他们抬起来，向外一搡，一下子把那两个家伙，推出大门以外。急忙抽回身来上了门闩，落了锁。这时小军官指挥大兵们，用枪把砸着大门骂街，可是他们再也进不来了。

　　江涛又走到门楼上，看他们还变什么法子。猛然一声枪响，子弹从他的脑瓜皮上串过去。他把头一缩，藏进房墀里，说：“好歹毒的东西！反动派真要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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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张嘉庆自从考入第二师范，做过几次出色的斗争。去年冬天，当局为了统治学校，禁止抗日活动，派了一个老官僚来当训育主任。这人是个矮个子、大眼睛、大嘴、大鼻子，长了满脸红疙瘩，绰号叫“火神爷”。“火神爷”是地方上有名的士绅，当过曹锟贿选的议员。他到了学校，雷厉风行，每天带着训育员，早、午、晚，三次查堂查斋，闹得学生们无法进行抗日活动。

　　有一天晚上自修的时间，人们正围着火炉有说有笑，谈论着抗日前线的新闻。张嘉庆偷偷把一簸箕煤灰架在门楣上，老“火神爷”隔着窗子听着，象是开抗日的会，心上一气，乍起胡子闯进来。把门一推，咔嚓的一声，灰簸箕扣在他的脑袋上，闹了个灰眉土眼。老“火神爷”拍打着袖子大骂：“真是土匪！真是土匪！”又长叹了一声，说：“坐官二十年，斗不了这班子穷学生，无颜见委座了！”他辞职不干了。

　　张嘉庆驱逐封建官僚的故事，在保属学生界，象一个传奇的故事在传播。

　　今天，这一场风波过去，张嘉庆找不见了江涛。他走到宿舍、教员休息室，都没有找到。最后又找到门楼上，江涛还在那里了望门外军警的活动。张嘉庆伸手拽起他，走下门楼，气呼呼地在他脊梁上擂了两拳，说：“看！差点儿没叫他们把你捕了去。”

　　当着军警换岗的时候，小魏骑着车子，带着十几个同学走进来。张嘉庆摇手大喊：“小魏回来了，快快开门！”他指挥人们开了大门，小魏他们急忙冲进来，红头涨脸，满头大汗。刚把门关上，士兵们又把守了门口。张嘉庆从门楼上走下来，楞楞地在小魏脊梁上擂了两拳，说：“你这家伙！差一点进不来了。”他们才几天不见，一见面觉得格外亲热。

　　小魏说：“天气热得要命，道儿又不好走，乡村里下了大雨，积水成河，人们怎么能回得来？真是急得心里冒火！”他是前几天带交通队下去送通知的。

　　张嘉庆又问：“怎么样？乡村里抗日的空气怎么样？”

　　小魏红着脸笑了两声，说：“嘿嘿！没有一个人愿当亡国奴呀！”

　　张嘉庆回过头盯着他说：“可不说工作应该怎么办？”

　　小魏白净脸、大眼睛。这人极聪明，几何代数一听就会。平时不用功，每次期考却是考在头里。父亲是中学教员，母亲是女子高小学堂的校长。因为有这种方便，他就娶了一个高小毕业的爱人。爱人儿长得挺漂亮，思想也挺进步。每次假期，上午放假，下午就回家了，两个人并肩作战，在乡村里开展工作；她在戏台上演讲妇女放足的好处，脱了袜子伸出脚叫人们看她的天足做起活儿有多么得劲，又多么舒服；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直到开课的那一天才回来。

　　小魏在三次学潮里，表现还很积极，张嘉庆介绍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两个人同桌同房，平时还很亲密。这天小魏在非常匆促的情况下回来，两个人在一块说了会子话，张嘉庆就去找老夏。老夏把张嘉庆的工作谈了谈，张嘉庆说：“你说具体点儿，这总务部长到底干些什么，别攥着拳头叫我猜。这会我脑子里乱，想不出来。”

　　老夏说：“这总务部长，具体说就是经管钱财、筹划吃食、解决医药问题。叫小魏帮着你。”

　　张嘉庆说：“这个咱办得到。”他也没顾得想一想，点了一下头答应下，就向外走。

　　老夏看不对头，赶了两步，又拽回他来，说：“怎么，你也不过一过脑子？大兵围得铁桶一般……”

　　张嘉庆不等老夏说完话，梗起脖颈笑了说：“咱干就是！”

　　他说着走出来，先到会计科，跟站岗的要了钥匙，打开门开了铁柜，看洋钱票子还不少。又走到厨房里，找着厨子头老王，一块到仓库里，看了看木槽里的面粉，弯下腰抓起一把，在手里攥了攥，撒在木槽里。又在米瓮里抓起一把米，顺着手缝唰哩哩地落下去，腾起一阵米屑冒出瓮口，生粮食的香味，扑在鼻子上。他心上想，面是好面，米是好米，可惜为数不多了！

　　学校和外界断绝了联系，几天过去了，张嘉庆也没上厨房里去看一看。一清早小魏就带着老王来找张嘉庆，说：“嘉庆！看怎么办吧，菜一点也没有了！”

　　张嘉庆看了看小魏，又看了看老王，呆住脸说：“没有菜吃有什么关系，不吃菜也能过日子。”

　　老王说：“你还不知道，平素里菜做得不可口就把饭筒子敲烂了，这咱没有一点菜，怎么能下饭？”

　　小魏也说：“才三四天，都把人们饿坏了。”

　　张嘉庆怔住眼睛说：“有的是菜。”

　　老王没菜做饭，心里发烦，直想和张嘉庆闹脾气。领着张嘉庆到校园里看了看，说：“你看，西红柿、韭菜、黄瓜，能入口的东西都吃光了。连扫帚苗、马齿菜都吃了，那里还有菜？”

　　小魏补充说：“再吃，只有面条棵和蒲公英了。”张嘉庆说：“那里有菜，走！”拉着老王走到大榆树底下，扒下鞋子，脱了袜子，说：“拿刀来。”

　　老王跑回厨房，拿了菜刀来。张嘉庆把刀把别在腰带上，跐蹓蹓地爬上树去。刚爬到半空中，两只脚打起哆嗦，胳臂也觉得酸软了。几天没有吃到饱饭，有这种心劲，没这种力气了，体力大不如前。他两只手搂住树干，用脚卡紧，把头顶在树皮上歇了一会。倏然间觉得耳朵里隐隐鸣叫。他摇摇头，抖抖耳朵，又顶在树干上。老王在树底下抬起头望着，哗哗大笑了，说：“哈哈！能说不能行，胆小了吧？”

　　小魏也摆着手说：“上呀！你上不去了吧！”

　　站岗的同学们，离远看见张嘉庆上树去摘树叶，喊着：“总务部长！今天叫我们吃树叶吗？行啊，有树叶吃就能坚持抗日。”

　　听到讥诮，他想：“目前，吃菜只有树叶，过几天树叶树皮还要做主粮。爬不上榆树，影响是件大事！”他使劲憋住一口气，一个猴儿爬竿，爬到树叉上，腿裆夹住树桄喘了几口气。扬起刀砍下树枝来，一团团绿油油的枝叶落了下来。砍着树枝，向远处一望，初夏的阳光，晒着千家屋顶，万家庭院，不由得心里喜起来。他看到围墙外头十四旅的岗哨又多又密，象蛛网一样。猛然，一个士兵发现他站在树叉上，象是在窥望什么。举起枪照他瞄准，砰地就是一枪。子弹嗤地一家伙从腋窝里穿过去，几乎把他打下来。这时他两手搂住树干，扣紧了手，跐蹓地滑下树来，蹲在地上，心里噗通直跳。低下头歇了一会，觉得天旋地转，忽忽悠悠，再也站不起来。一会儿身上出了一阵冷汗，一步一拐地走回北楼。躺在床板上，扳起脚掌一看，脚掌上掠去一层皮，翻出鲜红的嫩肉，疼得火烧火燎。身上钮扣蹭掉了，怀襟上也磨烂了一大片。他沉下心，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齤啊齤的睡了一大觉。

　　小魏叫厨工们把树枝拉到厨房里，捋下几箩筐叶子。午饭，好歹搁上点面蒸疙瘩，人们都说好吃。江涛端着两碗菜疙瘩，走到北楼上，叫醒了张嘉庆。他擦了擦眼上的眵目糊，坐起来说：“好象做了个梦。”

　　江涛说：“你累了！”

　　张嘉庆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觉得又甜又香，他实在太饿了。手等着吃完了一碗，还不够半饱，睁开两只大眼睛看着江涛。江涛把菜疙瘩一块一块地送到嘴头上，细嚼烂咽，品着滋味才吃哩。看见张嘉庆闲着筷子看着，就说：

　　“嘉庆！来，我拨给你点儿。”

　　张嘉庆说：“不，你还没有吃嘛！”

　　江涛尽尽让让地把半碗菜疙瘩拨给张嘉庆，说：“你吃吧，今日格你出了力气。”江涛立在一边，看着张嘉庆把半碗菜疙瘩吃完，心里才安下来。张嘉庆心里说：“还是老同志呀！同生死，共患难……”他感到平素吃馒头吃肉，并不感觉什么，到了这刻上，只是一点点树叶蒸疙瘩，却深沉地撼动了他。他歪起头问江涛：“外边有信吗？”江涛睁起大眼睛说：“还没有信哩！”他们都在关心着这场斗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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