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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张贤亮的文学世界》《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等。

大师王蒙：不一样的面貌

——文学阅读之一

何谓大师？

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复制性，唯一性，王蒙如是说。王蒙多次举例，比如，李白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鲁迅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莎士比亚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狄更斯、巴尔扎克、普鲁斯特、塞万提斯、泰戈尔等等，都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大师小议》）。

作家原本即为个体劳动者。自然界中，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人类群体中，没有任何两个作家彼此相像、愿意相像。所谓法朗士第二、卡夫卡第二、福克纳第二、张贤亮第二……这种称谓加诸某个作家头上，其实并非多么荣耀，不是好话。王蒙重申了一个常识，有许多大师，生前并不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和接受；大师地位的确立，以及最终被人们所认可，当经历一个“时间的考验”过程。

大师，就是不一样。

王蒙说，同代作家中，又有谁和自己一样呢？

不一样，这也是王蒙的风格、面貌。

年，王蒙出版《王蒙文存》共计23卷；年，出版《王蒙文集》45卷；年，又出新版《王蒙文集》50卷，总字数两千多万字。

以量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及。

以质论，则是文学的高山大海。

一、缘何写作：人生易逝，文学长久

作家们最初走上文学之路，为什么要写作，原因繁多，难可一概而论。王蒙评述过《世界一百位作家谈写作》一书，让人感兴味的反倒是一些外国作家，如君特·格拉斯回答“别的事都做不成”，这才去写作。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我不会做其他事”（《你为什么写作》）。读过雨果《巴黎圣母院》的读者会立马联想到，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名叫甘果瓦，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最后才决定去当一个诗人。

王蒙开始步入文学道路，有“各种情绪因素”，其中一项，便是“痛感”于人生易逝，生命短促，美好的东西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白居易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到了儿什么都没了，这太空虚了。只有文学，唯有文学，才能把人世的经验“符号化、永久化”，把它留住。所以，文学就是一种挽留，是对“青春岁月”“美好岁月”的挽留，是对“痛切的酸甜苦辣经验”的挽留。正是文学，才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连接起来”（《我的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序诗开头几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王蒙后来解释说，这就是他当时的感情：所有的日子到了最后都会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因而才需要用文学的方式把它描绘下来、固定下来。与文学相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很难写得“这么生动、这么细致”。小说写作，也就意味着延长了自己的生命，“用符号的美丽把生活的美丽固化，这是太难得的事情”（《永远的文学》）。

“生活当中要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点痕迹”（《谈话录》），要说起来，这种观念似乎可上溯至曹丕，《典论·论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近似。不过，曹丕重在“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上，其源流或出古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还有鲁迅说过的“纸墨更寿于金石”的话，意思亦略相近。王蒙则更侧重于生命的延续和恒久一面。文学不只是对人生、生活、生命的“存留”，它同时也是一种“提升”，从而让一切过去了的留传下去，活在人的心里。这里，王蒙的文学观念便显出了不一样的特质：真正的文学，它的秘密即在于“永远不老”。比如《诗经》，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距今二千五百多年了，现在读起来，依然“不觉得远，不觉得老，还很亲近”。这方面，没有哪门学问可以和文学相比的（《永远的文学》）。

有了文学，人生不再虚空。文学，比人更长寿、久远。一个作家总希望自己的作品流传得广一些、久一些。王蒙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更长久。我已经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某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某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某一篇小说而煎熬。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己走更远的路。我的作品会走进我还没有机会走进的房子；我的作品会说我还不会说的话；我的作品会有比我自己更宽阔的胸怀和臂膀，拥抱我们的这个星球，拥抱我们的这个世界，拥抱那个叫做人的同类。（《我的写作》）

王蒙是自信的。

他有理由自信。

二、心理、意识流或写作境界：“心如涌泉，意如飘风”

王蒙谈起过跖。

跖，历史上实有其人，《辞海·历史分册》古代史一书收有辞条“跖”：“春秋战国之际人民起义领袖。名跖，一作蹠，旧时被诬称为盗跖。见于《孟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书。《庄子·盗跖》系寓言性质，说他……”（年版）庄子笔下，跖是一个聚徒九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人长得帅极了，“生而长大，美好无双”，“身长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孔子对跖的哥哥柳下季说，历来父教子、兄教弟，是咱们的规矩。柳先生您可是当今才士，弟弟为害天下，您却不能尽到教育责任，我为先生感到羞耻。我得去劝劝他，走上正道。柳下季说，先生言之有理，只是子、弟不听劝教，奈何。况且跖这个人，“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口才好，“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而且好侮辱人。您说不过他的，我劝您老人家不要自取其辱。果如柳下季所言，孔子一到跖那里，跖便勃然大怒，一个劲儿地“丘前来”“丘前来”，斥责孔子无非拿利禄富贵那一套来诱惑人，忘了“悦其志意、养其寿命”的道理。把个孔子教训得色若死灰，目光茫然无所见，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了。

王蒙《庄子的奔腾》和其他文章中，特意拈出跖之“心如涌泉，意如飘风”一句，作了一番独到、别致的解释：“心如涌泉”应该译为“其灵感如泉涌一般”，“意如飘风”应该译为“其意念瞬息万变”，运算速度都能赶上现在的计算机了。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类人呢？王蒙写道，“这是天才，是精神病患者，是疯子，也是魔鬼，也未必不可能是圣徒”。王蒙下面一段话，似乎还没有人注意，或注意到了，而没当回事：

我还要说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不知道前贤说过没有，如果没有，我坚决要登记我的知识专利。“心如涌泉，意如飘风”，不仅是智商与心理素质，尤其是一种迷人的极其性感的风格、内在的美，还是一种所谓“东方意识流”的心理现实主义与心理浪漫主义的文学方法。够得上这个“格”的肯定还有一个人，就是庄周本人。再说一句“老年无虑便猖狂”（本人年诗句）的话，也许勉强跟得上的，还有老王。（《庄子的奔腾?与庄共舞》，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灵感、意念，俱属心理学概念，而涌泉、飘风则显系比喻，用来形象化地说明心、意的快速变化活动。这种心理变动还可以用一些类似的词语来表述，如狂风，如骤雨；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如野马尘埃迅疾移动；能上天，可入地；来无踪，去无影，等等。文学化的描述，不无动感、夸饰，往极致处说，读者看了，亦可任意想象，缺点是难以界定。那种状态本就是难以把握的。如果用一个术语表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差可近之。马斯洛通过研究发现，人在出现高峰体验时，“在一股巨大的力量之流中”，会变得更加完整和统一，更具活力和自发性，更能自我超越和忘我，从而变成“完全的自己”，“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马斯洛说，这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是一种“自我实现”。

后来王蒙再度从心理学联想到了文学创作，具体解释道，“涌泉”“飘风”云云，就是一种精神能量的释放，是“一种最巅峰的感觉”，与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颇为一致：

（跖）这个人聪明得不得了，他的心思就像泉水，他的意图一会儿一变……我觉得这也是写作的一个境界，这是对精神能力的一种释放。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联想你能联想到什么程度，向往你能向往到什么程度，美好你能美好到什么程度，仇恨你能仇恨到什么程度。人活这一辈子，总得有几次淋漓尽致吧，你不能每一刻都温文尔雅呀，都是欲说还休啊，都是欲行还止啊。这样的写作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对得起我自己，我把我这一辈子的精神能力用出来了。我给你拽词儿，什么词儿都拽上，往俗了写我真敢俗，往雅了写雅得行，雅了也不能不佩服。（《永远的文学》）

马斯洛主要以普通人为研究对象，他认为每个人生来具有一种潜在创造力，只缘生活不如意，即基本需要未得满足，便渐渐消失了。一旦“臻于完善，实现希望，达到满足，诸事顺心，便可能不时产生高峰体验”（《人的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年版）。但没有排除天才诸如文学家、音乐家等于某些时候也会产生高峰体验，尽管马斯洛也说过，天才更多具备遗传天赋，显示出难以理解的能力，不在自己研究范畴之内。王蒙则主要指一类特殊人群，即他调侃地列为天才、精神病患者等等，因而涌泉、飘风在一般人身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作家身上，恐怕也难得一见。

是否可以说：文学史上，真正具备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心理或能量的，只有三个人：第一，美男子跖；第二，创造了跖形象的作者庄子；第三，阐释庄子的王蒙。

是否也可以说：当代文学史上，借用王蒙自己的话，他本人因此即是一个“聪明得不得了”的作家？往前往后比一比、想一想，还真是。

三、风格：语言狂欢

王蒙的文学写作被称为语言的“瀑布现象”。

一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的作家，一旦开口说话、动笔作文，兴之所至时，大概他也控制不了自己，如瀑布飞流直下，势不可挡；又如大河上涨，泥沙俱下，什么规则、章法，全没了。换句话说，那种汪洋恣肆、沧海横流的气势和气象，就是它本身的规则和章法。

苏轼《自评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文集》第五册，孔凡礼点校）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所不能的作家，什么文体都能写，没有什么能难住他的。这一节著名的自评文，移用到王蒙身上，只能移用于王蒙身上，契合无间，似无第二人。

王蒙很清楚自己。有一次他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极佩服陀氏思想、情感的严肃和小说结构的“随意”，“真服了他这一点”：陀氏写到兴味大发处，能一口气连着十几页不分段，“真是像发了大水一样”，抒写自己的感情、感想。行文中，随时会将当时报纸上读到的故事、新闻写进小说里面，“一泄千里”，“如果用鲁迅的标准来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用‘写完后至少看两遍，把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落删去’来衡量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连中学生作文都不能打得很好的分数。但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作品改得像鲁迅的短篇，像《祝福》《伤逝》，或者像《在酒楼上》……要改成那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吗”（《谈话录》下）？

谈的是陀氏小说，说的其实还是他自己。

王蒙谈他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文学创作上有一种现象，有些作家写作时喜欢直书本人的思想。所谓直书，就是离开情节、人物等，直接出面，从文本中跳出来，夹叙夹议，自说自话。王蒙承认，他也有这种习惯或“毛病”，改不过来，写着写着，“急的时候，什么小说作法，全不管了，该骂的先骂几句再说”（《文学的悖论》）。黄庭坚说，苏轼文章妙天下，短处在好骂。“吾文如万斛泉源”的古代作家，文章中骂几句，其实不稀奇。“心如涌泉，意如飘风”的当代作家，不让他骂几句，真会急死他。

语言瀑布，也可称之为语言狂欢。

茨威格读《尤利西斯》后写过一篇简介，其中说道：“这是从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来的一团混乱，是一首宏伟壮观的狂想曲……辽阔宽广的心灵景色充满了才气横溢、灵巧精美的细节描绘，摇摇晃晃地从你眼前闪过，双重的思想、三重的思想、各式各样的思想重叠映现，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蜂拥而来……奔放，疯狂，各种念头飞快旋转，汹涌奔流……这是最为精巧的语言狂欢会之一。”（《茨威格小说集》中，张玉书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年）

茨威格的描述，令人禁不住联想到王蒙。王蒙不是乔伊斯，但茨威格的评论，大可用来比说王蒙的风格。

试举二例。长篇小说《踌躇的季节》第十四章写钱文吃西瓜：

多么可爱的夏天！西瓜是上苍的杰作，吃西瓜是夏天的幸福的极致，幸福、理想、诗意与西瓜同在。在酷热的折磨中，在炼狱的威逼下，在你的呻吟和抱怨、挣扎和潦倒中，你得到了天助，得到了上苍的恩宠，得到了一股清流，一派清新，简直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既是啜饮，又是吞噬，既是收纳，又是吐弃。踢哩秃噜，滴滴答答，三拳两脚，张飞李逵，一个西瓜就进了肚。除了西瓜，什么东西可能吃得这等痛快！夏天吃个瓜，豪气满乾坤！伏天抱个瓜，清风浴灵魂！盛夏抱个瓜，飞天怀满月！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何如西瓜瓜人！有物曰西瓜，食之脱俗尘！有瓜甘而纯，食之乃羽化！清凉，甘冽，柔润，通畅，安抚，洗濯，补养，透亮，如玉如珠，如液如浆，如花如鸟，如云如霞，如饴如脂……这又是何等的幸福！从此钱文不做诗人，只做瓜人！

夏天吃个西瓜，感到沁凉、满足，王蒙开始也是描写这种感觉，但词语、句子一旦成群结队出现，有如打开闸门的水流，滔滔而下，其势不可挡了。这时作家已远远不能满足于只写那种吃的感觉，不再以口感作为描写对象，而是以词语本身为对象，为词语而词语，为句子而句子，为小说而小说，也即是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元小说”了。

这是王蒙小说写作上典型的语言狂欢模式，尤其长篇小说中，处处可见这种写法。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闷与狂》，通篇以第二人称，从始至终用抒情笔法。读这部小说，不能指望看它的情节如何发展，人物怎样活动，只读它的语言就可以了。借用茨威格的说法，那是精神世界的狂想，是心灵景色的展示。

王蒙的语言狂欢，还有一个特点，显示了他不一样的风格，“常常把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把对某种生活的大胆干预、揭露和对生活的歌颂、脉脉含情放在一起；把严肃的和最轻松幽默的甚至单口相声结合起来；把抽象的和形象的、现实的和虚无缥缈的结合起来”（《谈近作》）。把相反的东西并置一处，表面上看是文句的处理，背后则是王蒙独有的、不一样的思维：他观察现实，常常看到相异的两面甚或多面差异；描写议论，势若水火的词句竟是那般相互吸引、相宜妥当。王蒙有一段谈文学的理论性文字，都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我的写作》）

四、艺术感觉：讲究新鲜感和分寸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了大水”一般的写作，可称为喷涌派；鲁迅写完后至少再看两遍并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掉，算是精雕派。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在王蒙身上却是统一的，成了一体之两面。王蒙的文字既能大，也能小；既能如涌泉滔滔汩汩，也能如清澈可爱的小溪淙淙流淌；既有气势恢宏的一面，同样也有感觉极精细的一面。

什么是感觉？王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感觉也可叫做艺术直觉，就是人对世界的“第一瞬间的反应”，“如果人的心灵好比一架钢琴，那么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场合都可以分解成一个个的小槌子，这个小槌子敲到心灵这架琴上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感觉”（《关于“意识流”的通信》）。

王蒙重视艺术感觉，也自感他的艺术感觉是不错的。有一次和莫言聊天时，王蒙说，在年轻人的眼里，他的年龄相当大了，但从来不觉自己老了。可是，自打读了莫言的一些作品后，“我觉得我是老了”。莫言的小说，比如短篇《爆炸》，主人公挨了父亲一个耳光，莫言用了几百字来写这种挨打后的感觉。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国家干部，妻子又怀孕了，先前他们已领有独生子女证，只好决定堕胎。老父亲知道后，愤怒至极，因为第一个是女儿，想第二胎应是男孩，可续香火。盛怒之下，连续打了儿子几个耳光。正如王蒙所说，不过打了一个嘴巴，“整个世界在他的感觉当中写得相当好”，就是主人公的感觉，写出来了，写得形象、动感，可谓惊天动地。

小说这样写道，劳动了六十年的父亲，他的手上满是棱角，力量沉重，“它落到我脸上，发出重浊的声音，犹如气球爆炸。几颗亮晶晶的光点在高大的灰蓝色天空上流星般飞驰盘旋，把一条条明亮洁白的线画在天上，纵横交错，好似图画，久久不散”。主人公于眩晕中，又确凿地“看到了”那声音，“它飞越房屋和街道，跨过平川与河流，碰撞矮树高草，最后消融进初夏的乳汁般的透明大气里。我站在我们家浑圆的打麦场与大气之间，我站在我们家打麦场的边缘也站在大气的边缘上，看着爆炸声消逝又看着金色的太阳与乌黑的树木车轮般旋转；极目处钢青色的地平线被阳光切割成两条平行曲折明暗相谐的汹涌的河流，对着我流来，又离我流去”。莫言写这种感觉，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即，把听觉和视觉打通了，如“看到”声音飞驰，就是典型的通感写法。

王蒙说他读了《爆炸》后，印象特别深，称赞莫言的“感觉好”。王蒙并从理论上总结出了几个层面，一是对生活的感觉；二是内省力，也即对内心世界、自我灵魂深处的“最细微变化的感觉”，托尔斯泰就是一个范例，他的作品中感觉写得“简直细致到像工艺品一样”；三是对艺术本身的感觉。人在什么时候感觉最好呢？王蒙说，“就是他去掉了一切杂念的时候，他能恢复到最返璞归真、最年轻、对周围的事物最敏感的儿童态，感觉里最可贵的是新鲜感、分寸感，这是很难传授给别人的”（《谈话录》下）。这一说法亦颇类近于明代哲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年）。

当然，王蒙的思维就如上面所说，他看到多面，他论说艺术感觉，不以感觉为唯一，盖因“文学是整体的东西，是全局的东西”。他也相当直率地指出莫言的不足，“还没有成熟到把这一切感觉、勇气以及中国人常说的才、学、识和经验、经历并驾齐驱融会贯通的程度，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倾斜”，只偏向于感觉了。

王蒙的艺术感觉好极了，长篇小说《闷与狂》，一部抒情性的自传体小说，单从感觉一面说，一点儿也不输于莫言。小说第一章描写儿时记忆中看见猫眼的那种感觉，细微到发现猫眼中那“一点橙红”，小主人公感觉惊恐不安，读者亦如置身现场，产生出战栗悚然之感。细微感觉的描写，贯通了整部小说。

能够说明王蒙艺术感觉之精细、敏锐，还有一个现实例子。美国作家杜鲁门·卡伯特有一个短篇小说《灾星》，写一个女孩子出卖自己的梦。王蒙说，让他特别感动的是，女孩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就像吃完冰激凌用小茶匙敲玻璃杯一样。

王蒙说他是个挺较真、也“死心眼”的人，他读了小说之后，就想试验一下。高跟鞋发出玻璃杯声音，这个印象太深刻，问题是，高跟鞋真能发出敲击玻璃杯的声音吗？好像实际上不大可能。王蒙试验了多少次，用不同型号的玻璃杯、玻璃盏、玻璃碗，拿着钢勺、铜勺、铝勺，一遍遍地敲击，任怎么敲，也发不出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但是没关系，它这个描写给你的印象太深了”（《谈话录》上）。

杜鲁门·卡波特《灾星》第一句：“她的高跟鞋咔咔踏过大理石休息室，使她想到冰块在玻璃杯里的克郞克郎的响声。”我读到的这个小说，译者张禹九，收入《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年）。或许王蒙读的是另外译者的译本，或许王蒙将冰块在玻璃杯中克郎克郎的响声，误记成小勺敲击玻璃杯发出的声音了。若是后者，这也是一个美丽的创造性的失误。

王蒙的艺术感觉，借用张贤亮的一句话来形容，颇为贴切：细，能细到头发丝一样；大，能大到海阔天空（《写小说的辩证法》）。

五、自认满意的短篇小说《在我》：作者仅仅是挂名

优秀的作家大都有自己心目中认为写得满意的作品。比如鲁迅，文学史上公认的作品是《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后来的作家们则喜欢《在酒楼上》《伤逝》，而鲁迅本人认可《孔乙己》，一个两千来字的短篇。鲁迅说，这个短篇之所以好，好在写得从容，不急促。

也有些作家不一定能说出究竟喜欢自己哪些作品，比如张贤亮，有读者曾问过同样问题，张贤亮表示都不太满意。意气不平时，发过一点牢骚，当时一些评论家仅凭读过部分章节，便否定了《绿化树》。张贤亮对此略表不满，他说过一句话，一部用泪水写成的小说，评论者至少得花点汗水把它读完。

王蒙亦属后一类作家。一个写有两千多万字作品的作家，你让他说出哪一部满意，实在难为了作家。不过，王蒙在两次演讲中谈到了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就是短篇小说《在我》。第一次是年：

我还有一个得意之作叫《在我》，其实是无题，学五四时期把文章的头两个字做题目，小说是以“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开头的，一千多字……《在我》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明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说不清故事的明确的意义正是我的得意之处，但你不能说它没意义。第一它不是没意义，不是思想贫乏，这个小说思想并不贫乏。第二不是故作高深，这里没有障眼法。它就是一个故事，能引起阅读的兴趣，也反映了生活。（《小说的可能性》）

《在我》原刊于《中国作家》年第1期，题为《小说二题》（第一篇《在我》，第二篇《他来》）。小说故事简单、整齐、分明，意味却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城市西墙根下的一块空地，成了居民户外活动场所——儿童踢足球、青年谈恋爱的乐园，以及老年人锻炼身体的天堂。一天早晨来了一老一少，老的是一个身着黑衣裤的小脚老太太，“瘦削清癯，二目如电，闪转腾挪，旋转如风，俯仰腾跃，身轻如燕”，一套短打，把观众们惊呆了；男子则三十来岁，膀大腰圆，虎背熊腰，上身针织蝙蝠衫，胸前印着“CocaCola”字样，下身灰底红线灯笼裤，脚穿布底功夫鞋，还戴着一副太阳镜，练起单刀来寒光闪闪，招招式式，功夫深厚，观众只有啧啧叹赏的份儿。这时，来了两个老外，请求拍下这一景致。正当按下快门的一瞬，挤进一个农民打扮的、厚嘴唇的陌生人，呆头呆脑，张口傻看，恰好位居两位武星之间，抢了镜头中心位置。许多日子后，一本文艺性杂志转载了该年度世界风俗摄影大赛作品，其中就有这一张照片：

左面是半蹲舒拳如白鹤亮翅的老太太……中间是一个傻乎乎的陌生人，呆木的表情中显示出一种我行我素的坚定性、独立性与朴质……右边是伸掌作“单鞭”式的壮汉，腿如铁铸……气吞山河。

年，王蒙在一次讲演中又提及这个小说，“自认为写得较好”，并且说“这里面的人生况味描绘得很神妙”（《小说漫谈》）。

令人惊讶的是，《在我》的作者并非王蒙，而是他的妻子崔瑞芳。年新版《王蒙文集·短篇小说》下卷收录本篇小说，有一行脚注文字披露了这一信息：“本篇原作者崔瑞芳，发表时署名王蒙。”

回想很多年前，第一次读《在我》，便留下了颇为奇怪的印象，两个练武的人正在那里扬腿伸胳膊，中间突然挤进来一张呆脸，这幅图像留存于记忆中，难以磨灭。现在终于知道了，它的作者不是王蒙，可那风格依然属于王蒙。写有两千多万字作品的作家，感觉得意的一部作品，竟然并非出自于自己之手。这又是王蒙的不一样。

杨万里《读元白长庆二集诗》：“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杨万里批评的现象，于今为烈。

大师王蒙没必要徇私情，这篇小说写得就是好。

六、一个规律：大师写爱情，但不写性

文学史上有个一般规律，大师们很少写性，或不写性，但写爱情。

王蒙便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王蒙并不反对写性，他只是希望把性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以体现出对人性的深层次的探求”（《文化性格漫谈》）。对简单的、仅仅热衷于下半身活动的行为，王蒙显然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鄙视的。《青狐》的主人公——女作家青狐，从小就愿意与男人在一起，她相信和男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是上天赐给的快乐和满足，“但她并不愿意与男人干那些个下身的动作，她从来一想都觉得恶心，她从来没有在那种体操与物理学的摩擦与润滑上体验过美丽和浪漫、幸福和高尚。她回忆起来就觉得自己是像猪只或者羊只一样被摆在肉案子上听凭刀斧棍刺切割拍剁和穿来穿去。即使往最好里想，那也只是一次次外科至少是皮肤科手术”。青狐所有的性经验都是不愉快的，与她发生过密切关系的男人，到了“那个当儿”，一个个表现得俗恶不堪，“挤鼻皱眼、口角流涎”，连一句有情味的话都没有。《岑寂的花园》有一个女画家，很不喜欢她原来的男人，那男的“只热衷于性拳击”，“他的撞击力与撞击声音，使画家觉得十分乏味，还不如听啄木鸟剁木头。她的感觉与其说那是什么爱情，不如说是一个粗俗的不解风月的傻子对摇动橡胶靶子练习拳头”。这种“单调的音响”，差点让女画家得了抑郁症。

缺少爱和美的性，跟配种差不多。王蒙说，他看过一个科教片，将性爱的每一个过程、步骤用数据、图形表示出来，全部数据化了：血压变化、呼吸变化以及皮肤体温变化等等，一清二楚。科教片本身很好，但这种活动里面就是没有了爱和感情。缺失爱与美的性活动，甚至还不如配种站。配种站的公马昂然走出来，很漂亮，原来今天它吃了蛋黄。那么，无爱的性，又算什么呢（《人文精神与社会进步》）？

性与爱融为一体，是为最理想状态。但实际上，二者往往分道而行。大体而言，王蒙贬抑性，高扬爱，他说过一句很漂亮的话：“爱情令人飞翔，做爱令人回到了床上。”（《活与做》）这可能与王蒙早年的经历有关。大约十八九岁时候，王蒙读了《安娜·卡列尼娜》，那时他还未谈过恋爱。读了这部名著之后，突然间觉得知道什么叫做爱情了，“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情，我的眼里充满了爱情，我的梦里充满了爱情。我觉得我闻到的空气里面，听到的歌声里面，看到的笑容里面充满了爱情”（《关于小说鉴赏》）。托翁描写的爱情，是“心灵的撞击”，所以王蒙说，他宁愿看安娜与沃伦斯基或列文与吉提第一次见面时的感觉，也不愿看张生与崔莺莺，这两人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却恨不得立马把对方弄到手，成就了好事，唯独缺少了“中间阶段”，也即情感的充分交流（《文学人生互证论》）。

王蒙对爱情的看法，也可能与多数作家不太一样，在他看来，爱是一种青年时期的情感，是年轻人的事情；成年人的爱则应该升华，它的名字叫“理解”，“理解比爱高得多”（《小说家言》）。还可加上一点，爱也是一种体贴、一种奉献、一种多情、一种善良。这确乎是成年人的特点。王蒙说过，最令他感动的两个爱情文本，一是童话《海的女儿》，王蒙誉为“爱情圣经”，美人鱼把爱与奉献、牺牲联系起来了；二是《白蛇传》，白蛇的爱情当中“有狂热，有甜美，有幸福，有高扬，有飞翔，就像在天上驾着鸟一样”，同时也有蛇的缠绕也即“那种悲欢、情仇”（《文学十讲》）。王蒙有一个计划，即重写《白蛇传》，这是一部让人充满期待的作品。《白蛇传》虽未问世，不过，已有作品中一些性的描写，多少透露出一点讯息。女作家青狐有一天晚上梦见了一匹马和一个人，那个人像是伟岸且微笑着的杨巨艇，不一会儿她骑上了马，马又变成了杨巨艇，“那马不住地扬起头抖动马鬃、打响鼻和长嘶。马甚至说话了……然后他扇动翅膀，他亮开四蹄，他高飞入云……他们一起在天空飞翔，在海里遨游，如醉如痴，无耻癫狂。她喃喃地叫着……”（《青狐》）。性、梦、美、变形等等因素交织一体，性感、美感、癫狂之感等等难分彼此。王蒙不写性则已，偶尔写起来则想象飞腾，情致怪异；亢奋激动，又不无嘲弄。

除了两个文本故事，还有一个现实中故事，也令王蒙感动不已：

我想起一个似已古旧的不合时宜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兄弟姐妹好几个，父母早亡，大家靠大哥养育成人，成家立业。在最后一个小妹妹出嫁以后，他们的大哥已经五十大几了，大哥找了众弟妹来宣布：“我想结婚了。”刷地，弟弟妹妹全部给大哥跪了下来。

不论何时，只要讲起这个故事，我就会热泪盈眶。性是美丽的，性是自然的，性也是有文化有道德的。是不是呢？（《六十余年的性沧桑》）

王蒙还有一个充满悖论的说法：爱情无故事（《谈话录》下）。或许是指，文本中让人一读之下即感心动、心碎的故事，事实上是失败了的爱情；现实中收获了的爱情，美满、幸福，从此以后天下太平，无须再用力费时、耗神劳心，是为爱情历史的“终结”。王蒙调侃地说，有了一个美好的妻子，没时间去写小说或诗了。许多成功的爱情小说以及女性人物形象，都是由老单身汉写出来的，比如安徒生（《文学与生活》）。安徒生短篇小说《老单身汉的睡帽》，寂寞、哀婉，但哀而不伤。小说叙述人最后告诫天下有情人：请不要希望得到那顶老单身汉的睡帽，它里面装满了“真正的泪珠”，这些“记忆的泪珠”，是任你怎样也洗不掉的（《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动人的爱情故事中，其实没有爱情。

诗人钱文睁着眼睛生活、写作，《青狐》第五章有一节描写：

然而在写作的时候是美妙的，写作的时候他变得聪明、深沉、远大、悲怆而且人五人六……他必须睁着眼睛写作，睁着眼睛生活，睁着眼睛……

不可将钱文和创造了他的作家王蒙等同起来，这是常识。然而，不妨借用、移用；倘若把这句话拿过来描述王蒙，可能更为贴切、准确：睁着眼睛生活、写作的大师王蒙，并世没有第二人。

本栏主持、责任编辑曹海英

原载《朔方》年第4期

编辑｜望萱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