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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年生，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张贤亮的文学世界》《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等。

张贤亮曾经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影响是持续的，几乎每发表一部作品，都会引起争议，比如《灵与肉》《龙种》《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等。自90年代下半期，张贤亮的影响逐渐式微。

不过，事情总有另一方面，只要有人还在热爱文学，心灵世界还需要文学，那么，任何优秀的作家都在我们身边，他们不会被遗忘，何况张贤亮这样的大家。

张贤亮是一个参与性作家，他的文学写作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他于写作之初，即有意识地以文学写作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呐喊、助威，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是大气、恢宏的。他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丰富且充满生命力，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打量、理解。

一、张贤亮的哲学修养提升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力

年8月的一天，张贤亮和鲁迅的弟子、著名作家萧军在一起喝茶、聊天，张贤亮问了一个问题：“萧老，您看一个作家到了多大岁数就写不成小说了？”萧军风趣地说：“到多大岁数都能写，越老越成熟。问题是写小说就像谈恋爱一样，是青年人的事。到我这么大岁数，谈恋爱的心劲儿没有了，写小说的心劲儿当然也没有了。”这件事情，张贤亮后来在致冯骥才、何士光的信中写到过，他说，这话虽然只是萧军式的俏皮，“却很有哲理——一个作家应该永远保持对于生活的激情，年龄并不是能写小说的界限。这里，我就祝你们永远保持对于生活的激情吧，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非常的重要”（《写小说的辩证法》）。

宁夏已故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高嵩，他是张贤亮的同事、也是多年的朋友。高嵩曾说过，张贤亮不止一次表示，没有激情，他就写不成小说（《张贤亮小说论》）。张贤亮引用过易卜生一句话：“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牧马人的灵与肉》）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写作中充满激情，则同样意味着精神与体力的巨大支出和消耗，年创作中篇小说《绿化树》时，张贤亮就曾三次昏倒在书桌上；小说完成后，整个人“掉了一层皮”（高嵩《张贤亮小说论》）。张贤亮自己也说过，《绿化树》“是一部用泪水写的书”，写批判文章的人至少也得花点汗水来分析吧（《秋凉夜话》）。

这是张贤亮的另一面，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一面。

张贤亮小说中大段大段引用马恩经典著作，小说文本中充斥着一种理性思辨，这是张贤亮小说的一大特点，也影响了人们形成对他小说的认知模式。有赞同的，以为小说中引用的哲学文字，进入小说艺术系统之后，便成了艺术形式、艺术肌体本身；也有表示不同意见的，认为大量引用哲学论述，结果造成了一种现象，理性突出，形象淡化，“理念大于形象”，而小说正是形象的艺术。有意味的是，表示赞同的，往往是张贤亮的同代人，他们更为理解张贤亮。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即是一例。李泽厚有一次问张贤亮，小说中“引那么多《资本论》是不是有点嘲讽的意义”，张贤亮严肃地回答说：“没有。当时确乎是非常认真的。”李泽厚说，他完全相信张贤亮的话，“本来，追求道德上的完善、精神上的圣洁又有什么不好呢？它本来就是件值得毕生努力（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极端严肃认真的事情。中国儒家几千年来有‘一是以修身为本’的准宗教性的道德教义……”所以不能否定《绿化树》，它给人的感觉是“复杂而真实的”（《走自己的路》）。

理性以及理性思辨，几乎成了张贤亮文学的一个标签。这当然是对的，但不全面。现在我们知道了，理性不是唯一的，同样还有激情，把二者结合起来，即，浸润着强烈激情的理性，是张贤亮文学写作体现出的一个特点，这样理解，就比较全面了。

张贤亮的理性思辨，源于他的哲学修养，具体地说，源于他熟读马恩经典，尤其是《资本论》。

年张贤亮发表《大风歌》，年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其实，这首诗无非一个年轻人，一个还没有学会圆滑、不懂得克制、充满了急于倾诉热情和激情的年轻人，唱出的一首对祖国的赞歌而已。诗歌的副标题就明确标示了，“献给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高嵩说了，《大风歌》事件，是一个教训，为什么？发表的时机不对。同年5月14日，张贤亮被押送到宁夏贺兰县西湖农场。押送他的，是一个管伙食的干部，一辆毛驴车拉着他的行李，是母亲头天为他整理的，不多的几件衣裳被褥，更多的一些书籍，其中就有他还没有来得及阅读的《资本论》。这个本子是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人民出版社年第四次印刷。小说《绿化树》第十七节也有描写：章永璘吃了马缨花的白面馍馍和土豆，第二天早晨躺在草铺上，一边心里期待着什么，当然期待着马缨花来叫他，一边怀里抱着这个译本。这是一套崭新的《资本论》，是张贤亮以前的工作单位——甘肃干部文化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还没有人借阅过。张贤亮离开单位时，没有来得及交还。毛驴车在前面走着，张贤亮跟在后面，踽踽而行。到了农场，管教干部把文艺书籍全没收了，只允许带进《资本论》。将近两年时间内，张贤亮把这部长达页、布面精装的著作，当成了自己的枕头，外面包了一块破布，每夜都睡在上面。

年，张贤亮饿得发慌，跑到兰州去了，后来又回来了，他看到的景象促使他开始思索，人不单要吃饭，人还有思想、有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能够读书、学习，还得想一想，“想搞清楚我们怎么会弄成这种局面”（《答文学青年》）。同年开始阅读《资本论》。他的阅读是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想从这部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开卷阅读的时候，马克思的文字一下子抓住了他。张贤亮说，《资本论》行文呈现出的文学性，使他“如入仙境”，比如，当他读到以下这段文字：“……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了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纠纠，专心于事业；另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上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张贤亮禁不住感叹道，“最后这一段多么形象！完全是小说笔法！它使我激情澎湃，我立即感到我富有了！我自由了！”激动不已的张贤亮，向农场的医生借了一支钢笔，在《资本论》扉页上写下了罗曼·罗兰的一段话，用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向正在受苦受难而又顽强奋斗的自由灵魂致敬！”

张贤亮说，比较而言，他还是喜欢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年，已经在“农垦十三师五团”当了几年农工的张贤亮，手里有了一点积蓄，便前往银川，到新华书店购买了全套三卷本《资本论》，年6月第一版。张贤亮专门找到上引的同一段文字，加以比较：“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他。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张贤亮批评道，花了一百多块钱，他开玩笑说，这可是娶老婆的准备金，当时娶一个老婆也就一百来块钱。花这么多钱，购买来的经典著作译文，没有趣味性，也没有文学性。与郭大力、王亚南本子比较，译文生动方面高下立判。后来有个农垦战士知道张贤亮喜欢《资本论》，告诉他这种书最好到废品收购站去淘。张贤亮又进了一趟城。果然，只花了一块钱，就淘到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年11月第二版；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年5月第一版（张贤亮《雪夜孤灯读奇书》）。

在艰难的日子里，阅读马恩经典特别是《资本论》，张贤亮获得了一种真正的精神上的力量，一种乐观情绪从心底生长出来了。这不是空泛的，是基于他从经典中找到的答案，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本论》第三卷有一段话：“……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起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当时社会上以出身、成分来划分，如工人、资本家，农民、地主等等，也就是张贤亮所说的“身份识别制度”，这就会使绝大多数人被固定在一个特定阶层，缺乏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一个社会，它的上、下流通的渠道被堵死了，整个社会就会缺乏活力和生机。张贤亮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判断了当时的社会，这种由身份决定人的命运前途的形态，最终会有固化的时候，固化到极致，改革也必然会孕育在其中。

第二，张贤亮在艰难的日子里，在承受体力劳动的生活中，有过颓丧，甚至也想过自杀，是马克思的著作给了他思想上的力量，打消了自我毁灭念头，坚持活了下来。《资本论》第一卷有一段话：“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要作为一种自然力，和自然物质互相对立。他会推动各种属人身体所有的自然力，推动他的臂膀和腿，头和手，以便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的物质……”张贤亮解释道，这段话所表达的意义，他个人深有体会，即“在体力劳动中重新确定自我”，“当我完全战胜了外在的自然力，改变了物质的自然形态使之有用于我的时候，我不仅获得了坚定的生活信心，而且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自豪感”（《牧马人的灵与肉》）。短篇小说《灵与肉》，这是为张贤亮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它的主旨，实际上就是《资本论》观点的一个形象化阐释。许灵均之所以最后从自杀未遂的颓丧状态中恢复过来，成了一个对生活有勇气的人，从深层原因解释，就是获得得了思想力量的支撑。张贤亮后来多次说过，《灵与肉》的主题并不是爱国主义，赞美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才是它的主题，这是符合小说原初语境的。

第三，张贤亮多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这段话出自《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张贤亮解释道，“马克思这句话说得好，古代世界人是容易满足的，在闭塞的状况下，有吃、穿、住就满足了。而现代世界的技术高度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繁荣，物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于是精神有了更大的追求，就不给人以满足了……西方世界的高度物质文明又激发了另外一种追求，使很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就便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北戴河笔会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知道，年开始，至、年达到高峰的“人文精神”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即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化倾向，可能会侵蚀文化、文艺等，从而使得“人文精神”的空间变得狭小，使“人文精神”丧失了。当时赞同这种看法的人很多，也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持反对意见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老一辈作家了，如王蒙、张贤亮等。王蒙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才有回归的可能性：市场经济“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也使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和抹杀“人的欲望与要求”，是一种“伪人文精神”，其实质是“唯意志论和唯精神性”。这说明，真正的“人文精神”在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失落？王蒙还举了一个相当过硬的例子，以反证一些人大呼“失落”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别的国家市场经济搞了几百年也照样有大作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文化人引领风流，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一见市场经济起了个头，就那样脆弱地哀鸣起来了呢？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了？要求谁的重视呢？觉得经费少了？向谁要经费呢？刚刚议论一下作家‘养’（指以行政体制把作家纳入公职人员的系统）不‘养’，就恐慌到了那个样子，以至不惜对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恶言相加或人身攻击，真是咄咄怪事。”王蒙说，所谓“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文化精神”，大呼“失落”，原因在于，在经济生活空前搞活的同时，文化有被忽略的可能，有些文化人觉得受轻视了。所以，王蒙才敢以他特有的幽默善意地嘲弄道：肚子才吃饱几天，已经痛感“人文精神”失落了？而张贤亮则早在年，也即在十年前，就已经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认识到，只有物质丰富了，人才会去追求精神；只有市场经济发展了，文学艺术等才有发展的可能。可见，他的认识不仅远远高于同代人，而且是超前的。所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贤亮最为理解王蒙，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张贤亮因此而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敏锐。年，张贤亮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小说节，在北京等待签证的时间，闲来无事，他偶尔逛了一次百货商场。当时的商场都会把很大一块面积开辟出来，出租给小商小贩，让他们摆摊。这是商场里最活跃的一角，各种商品，花色繁多，品种齐全，而且服务态度比国营商场的售货员要热情、周到得多。这里，你能看到笑脸，而且，听到他们嗓门很高的叫卖声，常常拉着客人不停地介绍他们的商品。张贤亮就这样随意地走着，看着，突然，一个清脆、响亮的叫卖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原来这是一个女商贩，二十多岁，人长得挺漂亮，手里拿着一条女人的三角内裤，不停地在游人面前晃来晃去；而且高声地说着这三角内裤不是普通的内裤，是最新发明的药物裤衩，能治妇女病等等。最让张贤亮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女商贩说，咱这药物裤衩已经取得专利，这还不够，她竟然说，“某领导还给咱们这裤衩题了词啦”。张贤亮说，某领导当然不会为这个专利做广告、写题词，可这个商贩这样喊叫，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疑问，商场的治安人员在四周逛来逛去，熟视无睹。张贤亮后来说，看到此情此景，他“无声地笑了”。他有一种理论上的敏感，通过这一件小事，发现中国开始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放在过去，单就某领导题词这一句，那个漂亮的小商贩还不得给判三年五年的徒刑。次年，张贤亮参加了英国的一个文学活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贤亮再次谈到了药物裤衩，他说：“在过去，妇女的内裤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中展示的，这种衣物洗了后都必须晾在人见不到的地方。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taboo’（禁忌）。而在商品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东西都简单化为‘商品’，女人内裤也不再是什么让男人看了会倒霉的秽物。除了‘money’，有什么能这样有力地冲破古老的‘taboo’呢？……这就足能说明中国今天的变化。所以我是非常乐观的。人们从不着边际的理想和信仰跌落到现实后，失去的理性一定会逐渐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混乱的无序状态，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有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强烈要求。”（《访英问答》）

二十多年间，张贤亮阅读马恩著作，熟读了《资本论》，他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完成了数万字的论文。哲学素养在张贤亮的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使得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张贤亮自己就说过，他的全部文学激情来自于《资本论》，这不完全是一时兴到之语。他还说过，他的小说风格中，比如，语调、节奏、韵律等等，与《资本论》《反杜林论》有着相似的因素。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二、张贤亮的文学修养之深厚，使得他对文学的认识达到一个高度

张贤亮多次声称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只满足于当一个作家，他要以自己的文学写作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在80年代初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呼吁，要让所有的中国作家首先做一个当代中国的改革家，他的理念和认识是，没有改革，就没有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有些批评家就曾因此批评过张贤亮，认为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小说艺术性不是很高。开始时，张贤亮还有过辩解，后来，干脆宣布，自己所有的小说就是“政治小说”，有人阅读，说明还有卖点；说明自己的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他说道：“我想，这大概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的。我把文学创作当作参与社会活动，这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更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一下子就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

这又是张贤亮至今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这便是，声称以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张贤亮，恰恰是一个文学本位主义者，一个文学至上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知道文学就是文学，而不应当成为表达某种理念的工具，文学有它自己的边界，文学有它本身的特质。这和张贤亮本人的文学修养有直接关系。他懂文学，加以聪慧，有天分，吸收快，在高中毕业前即已阅读了大量欧美和俄苏文学作品。仅就新诗一面来看，张贤亮说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诗的时候，当时中国翻译出来世界上著名诗人的作品，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海涅，一直到智利聂鲁达的，他大致上都读过了。有些作品还精读了。至于中国文学，扩大说，中国文化，张贤亮同样有过积累和积淀，他本人讲过：“我很小就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了。唐诗、宋词，包括六朝的骈文在内。另外还有，《论语》《左传》《史记》，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必修课。我在这里面吸收了什么呢？就是它绝妙的、极其精练的语言和它非常严谨的文章的布局方式。”（《同宁夏大学学生谈文学》）张贤亮的文学观念至今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新时期文学之初，多数作家急于表达一种变革愿望，批判过去的错误。只有少数作家注意到了文学本身，比如汪曾祺，在多个场合谈到文学创作，首先得注意语言等等。汪曾祺说，常听到人说，这篇小说内容不错，就是语言差点，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好比说，一幅画不错，就是颜色和线条差点；一首乐曲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点。“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小说的思想和语言》）。张贤亮不仅注意到了语言，而且将小说当作一种综合艺术。年，张贤亮在《人民文学》主办的一次讲座中，提出了小说写作的“通感”，这个通感，和钱锺书《通感》一文论述的诸种感官打通的修辞法是不同的。张贤亮所说的通感，是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吸引、运用别种艺术养分。他说：“我发现，多数小说作家，没有从其他的艺术门类，没有从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就没有一种艺术的通感。所谓通感，就是说，他写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唤起人的视觉形象，而且能唤起人的听觉形象即音乐性。我们的小说，诗味不浓，没有达到一种诗的境界，我希望有志于写小说的人不能光看小说，同志们应多接触美术、音乐、雕塑、戏剧、电影等，要从这些上面汲取营养。”（《理性与悟性》）在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张贤亮再次重复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有人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我说小说也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它要引起一些通感。一句诗会使你感受到不单单是语言给你的美感，还能享受到音乐、绘画给你的美感，享受到语言之外的美感。一句诗是这样，一部小说也是这样。一部迷人的小说常常会引起你多方面的感受，不光是你从小说中直接得到了什么东西，还会使你有音乐、绘画、电影等等所能为你创造的种种美感。你要达到这点，就必须在小说中使你本人具有这方面的通感。当你描写一幅自然风景的时候，你要能够调动出你所有形象思维的神经，不仅身临其境，从眼睛里看到颜色、形状，还要从耳朵里回响起音乐。写的时候要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放过去，这样你写的小说就会好多了。”小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它的人物和故事应该是多色彩、多声部、多层次、多侧面的，所以，小说家应该具备综合的艺术的素养和尽可能广博的知识（《中国当代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张贤亮还说过一句未经人道的经验，小说描写上，要下够足够的功夫，“细的时候要细得像头发丝一样，要大就大到海阔天空”（《作家的修养》）。

第二，张贤亮最早提出并提倡了作家的“艺术家化”。我们多数人现在仅仅知道，王蒙在年提出过一个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