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青铜之路

我国的青铜文明虽昌盛于中原，但初萌于河陇大地，这里迎来了中华青铜器的第一缕曙光，巍巍黄土、滔滔黄河哺育了它的幼年时代。同时，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交流融汇，使甘肃青铜文化丰富多彩，既有商周中原青铜器的特征，又融合了域外文化的独特风貌，还体现出鲜明本地的特色，并对中原青铜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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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青铜刀来自马家窑文化时期，距今约年，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完整青铜器。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短柄长刃，使用时配一个木质或骨质的手柄，柄上端开槽，卡住铜刀下部，再用胶粘合并用细绳绑缚牢固，类似今天手术刀的用法。在发现这把小刀的东乡县林家遗址，还出土过形制类似的石刀，可以推测这把最早的青铜刀是先民们按照石器的样子仿制的。青铜是铜与锡、铅等金属的合金，熔点在℃左右，具有质地坚硬、熔点较低、容易铸造等特点。这把刀含锡量在8%-10%，是标准的青铜，但专家推断这应该不是人工选配的材料比，而是先民们使用天然的铜锡伴生矿石冶炼而成的。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尝试用铜铁伴生矿石进行冶炼的情况，由于铁的熔点高最后失败，说明这件青铜刀的出现具有一定偶然性。当然，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当马家窑先民熟练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可以将窑温稳定控制在℃以上，青铜器的制造就成为了可能。这把小刀使用陶范铸造，在一块陶范上刻出刀的形状，另一块范是平板状，浇铸青铜熔液冷却后再打磨修饰而成，我们可以看到，刀的一面从刀背到刀刃有坡度，而另一面是平的。这把青铜刀虽小，但意义重大，它说明中国青铜文化应该是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逐步探索改进创造出来的，而并非是所谓“青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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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家窑青铜刀问世几百年之后，一把更精致、更好用的刀出现了。环首青铜刀，齐家文化。这把刀不需要配手柄可以直接使用，说明这时已经不再模仿石刀，而是直接设计制造青铜刀了。刀增加了一个环首，可以方便的挂起来或随身携带，有专家认为，盛行于汉代的兵器环首刀可能就滥觞于此。这把刀还更加符合力学原理，着力点在刃的前端，使用时刀与切割面呈45度角，可以有效地发力切割，非常好用，说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设计制造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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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形青铜匕也来自齐家文化，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带有人面形象的青铜器。匕是中国古代食器，用来在盛食器中分割并拨取食物，出现比筷子更早。原始的匕是木质或骨质的，早期的青铜匕仿自木匕、骨匕，呈平直的扁条形，兼有后世的短刀和勺子两种性能，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强化割刺作用，磨出锋利的刃，演变为短刀或匕首；强化取食作用，加长柄部、前端下凹，演变成了勺子。齐家文化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镜，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镜就与齐家文化铜镜有着密切的关系。甘肃是中国青铜器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古代铜镜的根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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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文化时期的鹰首青铜权杖首，以鹰的头部为主休，宽厚的喙部、外凸的双眼，充分表现了鹰的凶猛锐利和桀骜不驯的气质。鹰是游牧民族崇拜的猛禽，而权杖首最早发现于古埃及和西亚地区，是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在甘肃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多件权杖首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汇融合。

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深入到甘肃东部。夏末，周人西迁陇东“戎狄之间”，至晚商时重回周原故地，取得西北各部族的共主地位，并率各族共同起兵灭商建立了周朝。西周初，为了加强对甘肃东部的统治和对戎狄部族的控制，周王室在这一地区册封了众多诸侯，作为王朝西北屏障。在灵台县等地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整体风格与中原一脉相承，但又明显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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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青铜大圆鼎出土于平凉市灵台县，西周早期，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的最大的一件青铜鼎。甘肃东部庆阳、平凉、陇南地区紧邻陕西，灵台县距离宝鸡只有约公里，所以这一地区的青铜器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这件鼎立耳、深鼓腹、圜底、柱足，足端稍粗，略有蹄形。上腹部以短扉棱为鼻，饰六组兽面纹，兽面纹之下以云雷纹为地，之上饰勾连纹，形成了晚商到西周早期中原高等级青铜器常见的“三重花”，从器形到纹饰都呈现典型的中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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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丁角，商代晚期。上个世纪60年代，在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西周早期古墓群，特别是两座大墓中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这件青铜角就来自白草坡一号大墓。根据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两座大墓的主人分别是西周早期的泾伯和伯。西周时期，甘肃东部是王朝西陲、华夷杂处之地，这两个诸侯国应该是受天子之封、担负保卫边疆的重要职责。青铜角鋬内腹部铸有“父丁”铭文，而使用天干名作为祖先庙号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征。西周墓葬中出现商代的青铜器，专家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是武王灭商之后，将缴获的大量青铜器赏赐给功臣，这件青铜器就是周王的赏赐；二是来自两个诸侯国征伐的战利品；三是两个诸侯国本是商代的方国，西周建立后归顺了周，父丁角是来自他们祖先的祭祀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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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卣，灵台县白草坡二号大墓出土。卣是中原地区常见的一种盛酒器，常在祭祀仪式中使用。卣中所盛的不是一般的酒，而是一种高级的祭祀用酒，称为鬯酒，它是以黑黍米为原料，酿造时还要加入用郁金草调制的郁金汁，所以，鬯酒不仅呈现出美丽的黑琥珀般的颜色，而且拥有扑鼻的芳香。商代的人认为神不饮食，但喜好香味，鬯酒经过加热，使香味散发出来用以敬神，让神感受到人们的诚意。卣身的对凤纹是中原地区风格，但两个牛首具有游牧民族特色。同时，中原地区的卣大多是垂腹圈足的样式，绝少见这样的筒形。专家认为，这种造型可能来自北方民族使用的桦树皮筒状器，所以这件青铜器兼有中原和游牧民族特色，反映了当时甘肃东部地区多民族共处、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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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遽僕青铜盉，西周早期，灵台白草坡一号墓出土。盉是调和水或酒的用具，这件青铜盉纹饰繁缛富丽，是西周早期盛行的式样，盉盖内铭文“徙遽僕作父己”。“徙遽”意思是快速传递，“僕”是当时的官职名称，“徙遽僕”也就是执掌邮驿事物的官员。早在商代，我国就已经建立了邮驿系统，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用来传达王命或军政信息。这件青铜盉是我国古代邮驿制度最早的见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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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鞘青铜短剑，西周，灵台县白草坡二号墓出土。剑身呈近似竹叶的长尖三角形，扁茎、无剑格；剑脊略有隆起，有血槽，两面饰有三角雷纹。剑鞘由镂空的蛇纹组成，蛇头三角形，双目炯炯有神，蛇身与藤状植物相缠绕，剑鞘口饰有一对犀牛，剑鞘上部有四个系孔，应该是悬挂在腰间使用的。短剑原来还配有皮鞘，但已经朽烂，隐约可以看到残迹，使用时剑先插到皮鞘中，再套入青铜剑鞘。同样型制的短剑在白草坡一、二号墓各出土两把，是西周早期短剑的代表作。短剑发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原地区没有发现西周之前的实物。蛇纹呈现出典型的少数民族特点，而犀牛、三角雷纹又是中原风格，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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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兽铜提梁盉，春秋，泾川县出土。盉是中原地区常见的酒器，也可以作为水器与盘组合用于沃盥之礼，但这件盉独具特色，与中原器有明显不同。器身以飞虎为造型，一条龙咬住虎的颈部成为盉的提梁，器盖上饰凤鸟，将龙、虎、凤三种神兽巧妙融为一体，特别是盉腹部两侧各饰有一条多翼飞龙，从器物整体看，这两条飞龙又构成了飞虎的两只翅膀，设计精巧别致。早期的有翼兽造型器物常见于中亚、西亚地区，战国之后在中国逐渐流行。这件青铜器将西方的有翼兽和中国的盉结合在一起，成为东西方青铜文化交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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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齐家文化，甘肃天水市征集。铜牌正面微凸呈瓦形，饰兽面纹，眉、目俱全，满镶嵌绿松石，但大部分已经脱落，四角有穿孔，可穿系绳索。类似的牌饰多见于夏代的中原地区，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三件，其中保存最完整、也是最精美的这一件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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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非本展展品）。甘肃和洛阳的这两件青铜牌惊人的相似，其间必然有密切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为二里头文化向西北方向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但也有专家认为，这表明甘肃齐家文化对中原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此外，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附近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牌，它究竟是受到中原二里头还是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目前也存在争论。但这些发现无疑可以证明，早在三、四千年之前，中国各个地域文化之间曾经产生过密切的交流，而甘肃正是这一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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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角铜麋鹿，战国，张掖市出土。两只麋鹿相对站立，鹿角呈四个环形延伸到背部，四肢前蹬，身体后倾，双目圆睁，昂首长鸣，颈下的鬃毛清晰可见，造型精巧别致。一般认为，身体更粗壮的是公鹿，略显纤细的是母鹿，器物似乎表现了两只麋鹿偶然相遇后互致爱意的场景，生动可爱。战国时期，各个古代游牧民族在河西走廊生活繁衍，他们多以鹿为神兽，花角麋鹿可能是祭祀用品。大量使用极富生活情趣的写实动物做装饰品，也是典型的草原文化特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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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强丨主编:晓婷丨编辑:小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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