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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

尽管历史的车轮在东方大地上碾过了30年，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也不到19%。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腾飞，由钢筋水泥浇铸而成的城市一天天长大，海纳百川。

一个个村里人扑腾着翅膀，挣脱青山绿水的家园，或用力气，或用技能，或用知识，飞向一座座具有魔力的城市，开启新生活。

据统计，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亿人，比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轰轰烈烈的城镇化也具有两面。

一面，是城市人口越聚越多；另一面，是农村人口越来越少。

人口是如何流动的？城里人是如何变多的？村里人是如何变少的？这个自然而然的进程，又是如何发生的？

本文选择了原崇山观村六组作为一个观察的样本，观察这里从拉开城镇化序幕的年至年，30年间的历史变迁。

01

人从众从人

席家大院子

中国大多数农民是聚村而居。

在崇山观村六组，体现最明显的是3个大院子就囊括了整个村落绝大部分人口。席氏是村落里的大姓，占据了村民总量的80%以上，第二大姓氏是常氏，剩下的由苟、安、刘、王等几个散落的姓氏家庭构成。

因此，席家大院子、常家湾成了村落最显著的地标。

鸟瞰村庄，大巴山发育出的道道山脊，如碧浪般，一层层荡漾开去。在这个波浪线上，如果把一匹山的高度切分成为三等份，席家大院子座落于三分之一处，席家第二个大院子位于大山海拔的三分之二处，常家湾地处波浪凹陷处。

家庭，是村落里最小的单元。

在村里，人们坚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安戚二姓是一家”、“同姓不能通婚”等古训，一代又一代地与外姓联姻繁衍生息着。

从一个封闭的村落范围来看，在未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前，村庄的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

图据网络

以一个男村民为例，当他长大成人后，就会迎娶一个来自外村的妻子，生下几个孩子。孩子们长大后，女儿外嫁，儿子留在村庄继续繁衍下一辈。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引导下，往往一个家庭会有几个儿子，随着儿子们的枝繁叶茂，这个家族的人口也变得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画一个人口发展的金字塔图形，这个男村民一定是金字塔的塔尖，他和他的子孙们，用几代人的时光书写着“人从众”的故事，一代一代的子孙们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构成了金字塔的塔身及底部。

反过来，每个家庭回溯祖辈时会发现，好多个家庭的祖先来自于同一个人，只是亲疏远近不同罢了。

图据网络

为何姓氏如此集中？为何不同的姓氏生活在同一个村落？村子里没几个人说得清楚各自的来源。

听爷爷的爷爷传说，明朝末期，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四处逃难，有的人落脚到了崇山观村，并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下来。

如果祖辈所言为实的话，这个村落曾因战乱而荒，又因侥幸存活下来的先祖们勤劳肯干，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给大山带来了生机。

这个村落，人口最多时，达到了余人。

改革开放，在解放了人们思想的同时，也放飞了大家的手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村民们跟随就业机会走，自然而然地、逐步流向城市。

这种流动，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村民通过读书，考取中师、中专、大学等，获得了干部身份，户口与档案随之被调入城市，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生存的“铁钣碗”一族。

第二个层次，在特殊年代，马尔康森工局、攀枝花钢铁厂、华蓥山煤矿等国有企业招工，个别村民通过招工成为工人，他们的子女顶班实现城镇化。

第三个层次，是村民通过劳务输出、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到城市或城镇买房子后，扶老携幼主动加入城镇化大军。

第四个层次，跟随子女的步伐，到城市帮子女带孩子或者养老，被动城镇化的老年人。跟随父母的脚印，迁到城市里求学的年轻人。

从城镇化的地理分布来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就近的城市（阆中），也有近十个家庭选择了省会城市，还有极少数家庭选择了省外和省内其它城市。

从人口出生年代的构成来看，城镇化的村民跨越了上世纪30年代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足足有八九十年。

这些村民的城镇化，分为主动态与被动态两种，从年龄构成来看，其分布呈哑铃状。总体而言，年纪越大和年纪越小的部分，属于被动态，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初期的人属于主动城镇化的中坚力量。

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看到：30后、40后几乎都是被动进城生活，他们进城的目的非常明确：养老。他们的养老金极少，吃穿用度靠儿女；极少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通过自我的力量主动城镇化，这部分人依靠勤劳和一门技术，普遍能在城市里寻到一份偏体力的工作，养活自己一段时间，但年纪到了65岁之后就难以再找到工作，养老除了积蓄外就只有靠儿女赡养；60后、70后几乎都是靠自己打拼后带着家人一起城镇化，这部分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革新了“养儿防老”的理念，相当部分人购买了养老保险，为自己的基础养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0后中既有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城镇化的，也有在父辈的支持下（提供购房首付款，或者全资帮助购房）在城镇买房实现城镇化的；90后和00后几乎都是跟着父辈进城从而实现城镇化的。

图据网络

这种人口的流动，犹如人们用锄头在蓄满水的冬水田一角掘了个小口子，涓涓细流，顺着小口子源源不断外泄。通过二十余年的冲刷，到了21世纪初期，缺口变得越来越大，加速了水流外泄，也让冬水田里的蓄水肉眼所见正快速减少。

这个曾经多人口的村落，历经30年变迁，只剩下了12人。这个村庄人口数据的变化，犹如村民们循环反复地写了一遍“人从众从人”,并成功实现了闭环。

放眼全国，中国城镇化的大踏步发展，始于上世纪90年代，城镇化率由年的26%快速上升到年46.6%，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和崇山观村六组的村民城镇化的历程高度契合。

换句话说，这个村落的城镇化历程，成了中国浩浩荡荡的城镇化的一个缩影。

与中国城镇化大趋势中存在“赶农民上楼”插曲略有不同的是，这个村落没有出现一起政府“赶村民上楼”的情况，他们的城镇化，全部缘自村民的主动选择与行动。

02

始于年

为什么要把时间起点定在年？

因为那一年，村落里首次出现了举家进城的案例，它拉开了这个村落30年间持续城镇化的序幕。

故事的主角是文宪。

文宪生于年，个子高大、身材笔挺，浓眉大眼，讲话慢条斯里，气质儒雅，是村里“小芳”们心中的男神。

当文宪还是个翩翩少年时，在世界东南亚一角的越南战争打响了。当时，他并没想到这件国际大事会与他扯上关系。

打小，文宪就爱运动，尤其喜欢打篮球。念高中时，有个老师怂恿他“你篮球打得这么好，就不要考大学了，去当兵得了！”

这句话，还真被文宪给听了进去。

年，一个部队的营长到学校来与校队打球，听说了他的梦想后，测量了他的血压，告诉他血压有点高，不符合当兵的条件。

这并没有吓退他，第二年招兵时，他不吃饭不喝水，希望把血压降下来一些，但测量出来的数据依然不买账。幸运的是，那年负责招兵的人“爱文化人，对身体素质放得宽。”于是，他由一名学生摇身一变，成了名身穿橄榄绿，英姿飒爽的兵哥哥。

在部队，他接受了通讯专业知识的培训，主攻电工和载波知识，次年被派往北京短训后，送到了一个秘密基地，负责发射基地与北京的载波联络。

年3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3月8日，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岘港登陆，越南战争正式爆发。6月，美国军队开始直接同越南人民军作战。

当年10月，文宪从北京调入广西，做战备指挥线路施工，离炮火更近。有一次，在运输一个重要设备时，因道路陡峭，出了车祸，他为之付出了肋骨断裂的代价。

年，他赶在越南战争结束前复员返乡了。

返乡后，他先后凉水广播站、金城乡中学、凉水乡中学工作过。有一次，他在陈家滩打球时，有20多个球友向他抱怨“无法收看电视节目”。这可难不到这位学过通讯专业知识的老兵，他捣鼓几下全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次热心的帮忙，让他发现了农村建差转站的商机。

基层缺人才，他的这个专业技能很快就被阆中县广播电视局的领导发现了，调他去阆中城担任有线电视安装队队长，开拓这一块市场。他坚持自建团队，用承包的形式拓展业务，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年，当他有一个为家人办理“农转非”机会时，迫不及待地为妻子和两个儿子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并将家人接到了阆中城，拉开了崇山观村六队城镇化的序幕。

文宪作为先行者，还为后来者扮演了适应城市生活的启蒙者和帮助者的角色。

03

快乐的“药王”

永树和文华是60后中主动城镇化的代表。

永树既是城镇化浪潮中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生于年的永树本住在常家湾，年，他在凉水场修了一幢房子。从乡下到场镇，拓宽了永树的眼界，他告别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当起了一名小老板儿，做粮食和三农产品收购的生意。

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把“天府五号”花生成功引入凉水、护山和石滩三个乡镇。

永树在省城成都逛市场时，发现天府五号花生很抢手。回去后，他建了一个合作社，买来花生种子，分发给三个乡镇的村民们种植，他负责回购。

当时，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每年永树撒播下的种子可收回近两百吨花生。仅这一个项目，他可以赚上四五万元钱。

不过，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他发现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能帮他种植花生的人也越来越少。到后来，他的天府五号花生生意几乎难以为继。

年，他以5.5万元卖掉凉水场的房子，搬进了阆中城，也改了行，经营起货运车。

或许是难离乡土的根，尽管他已58岁了，早已适应了城市生活，还在琢磨着“我还是想回去，搞点养殖和种植中药材。”

文华是靠打工挣来的钱实现城镇化梦想的，现在他住在阆中城，以卖打药为生，自诩为“药王”，他最深入人心的形像是戴一顶全阆中城最高的帽子。

文华和永树同年，他是“中国制造”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带上妻子先后在广东、福建的制衣厂和鞋厂打工23年。

出门打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使劲挣钱、存钱，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让父母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工厂实行计件制，为了多挣钱，夫妻俩早晨六点就上班，一直要工作到次日凌晨一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流水线上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技术娴熟犹如机器人一般。

在温暖的南方，他们坚持每天只睡不到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挣钱。不知道是否与过度劳累有关，文华的眼睛终究在忙碌中坏了。尽医院做了手术，但他的视力还是非常糟糕，视力范围只能见到三米之内。

年，文华拿出一辈子的积蓄，花了40多万元在阆中城买了一套房子。年，正式告别打工生涯，回归阆中，成为一名城里人。

阆中古城，图据张晓东

文华，这个返乡农民工，在为他乡发展做了几十年贡献后，回到家乡后，买房子掏空了积蓄，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失去了劳动能力。

作为一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老年人，在城里生存下去，变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城区逛街时，文华发现一些外省人卖假药坑人，他就想“我是阆中人，我就便宜点卖真药，或许还有市场。”

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谋生之道。

很快，文华买来一辆推车，进购了一些货真价实的药，专杀蚂蚁、杀跳蚤、杀蟑螂等害虫。

由于眼神不好，为了让别人记住他，他制作了一顶30多厘米高的帽子，在黄色的纸板上面写着“为人民除害，无效退款”等字样。从此，他为自己贴上了“戴高帽儿”人的标签。

从没做过生意的文华，推着车，拉着货，上了街卖打药。

高高的帽子，醒目的招牌，成了古城移动的活广告，文华边走还边吆喝着“我是阆中人，绝对不骗人！”

文华古城卖药，为自己定了一个七不卖的准则：家里有七岁以下娃儿的不卖、喝了酒的不卖、人不正常不卖、学生不卖、夫妻吵架不卖、老年人不卖、不识字的不卖。

“七不卖，这是信仰，也是一种职责。”文华说，很多老人不识字，如果把这些药当感冒药吃了怎么办？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卖药本意是除四害，一不小心除掉了人命怎么办？

他还真遇见过想买药寻短见的人。

曾经，有个老头儿给他20元钱要买一包5元钱的耗子药，他就没卖给他还陪他摆了好久龙门阵。“主要是以前听他说过，如果哪一天他活得不耐烦了，就想买一包药吃了死了算了。”

阆中古城游客多，很多游客看见他打的标语，觉得有意思，拉着他合影。每一次，他都乐呵哥地与游客站在一起，还礼貌地说上一句“谢谢！我是阆中人，绝对不骗人！”把游客逗得哈哈大笑。

有的游客和他合影后想买点药回家。他必问：你是赶火车？还是自驾车？如果自己开车，他就卖给对方。如果赶火车，他会提醒对方：如果过不了安检，你就带不走哦！

文华卖打药的三轮车和高帽儿也有危险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城管上来要撕掉他车上的广告，还高声叫嚷着“把他的帽儿拿走！”文华与对方争辩起来，不卑不亢地说，“我不偷不抢不骗还卖真药，靠货真价实挣点稀饭钱，你们为啥还要弄我？”他继而为自己的高帽儿申辩：我的高帽儿就和你们盖的帽儿、警察戴的帽儿一样的，是一种职业的象征，这是我的招牌，这是我生存的门路，你们不能这么拿走我的帽儿。

一席话下来，还真让对方住了手。

戴高帽儿的文华，做着小本生意，一个月收入-元，钱不多，但自由自在；卖真药，也让他内心宁静踏实；全阆中城都晓得“那个戴高帽儿的人卖真药”让他快乐！

04

艰难的融入

城镇化浪潮中的村民，有一群被动城镇化的人，他们跟随儿女的步代，从乡下走向城市，开启新的生活。

新生活新环境，于他们，并不完全友好。

有的人不识字，到了城市不敢乱走，生怕找不到来时的路；有的人不会使用天燃气、电饭煲、高压锅、洗衣机，生活突然间变得无法自理；有的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与习惯了在家庭群里交流的亲友失去了“联系”；医院看病，不敢面对那繁杂的程序……

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get新技能？如何在城市里自信、有尊严地生活？成了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就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全世界的城镇化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比如说，以前很多宁波人、江北人都是一个人到了上海打工，慢慢有条件了，再把全家接过去。一个农民一个家庭真正挪到城里，没有三四代做不到。”

人的躯体进城了，社会和家人的节奏在加快，家人相处的模式与乡土不同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模式也发生着变化，但这部分老年人的思维、技能没跟上，导致一些乡下的“聪明人”会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继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德强，算是村落里较早一批被动城镇化的村民。他的儿子小平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很快就脱颖而出，当上了厂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年薪就涨到了30万，成为众人羡慕的“打工皇帝”。

年，小平在阆中城花了12万元买了一套平方米的二手房。两年后，因儿子要进城上小学，德强和妻子被动城镇化。

儿子收入不错，德强从不担心进城后的后续问题。离别时，最牵挂的莫过于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和那套装着一家子奋斗故事的老房子。故土难离，夫妻俩商量，一人在城里带孙儿，一人留守老家种庄稼看房子。城时的生活更舒适，两地分居了一段时间后，两人调整为两头跑，农忙时回去种庄稼，干完活进城，收割时再回乡。跑了两三年，俩人觉得跑来跑去太折腾。他们算了一笔帐，种庄稼付出与产出不成正比，便彻底对乡下的土地死了心，专心留在城里带孙儿、养老，任由乡下的老房子被风雨一点点吞噬。

每个月，小平会主动邮寄一笔钱给他们，德强进城后的生活过得很滋润。但他64岁那一年，因为打牌与儿子大吵了一架，便赌气自谋职业，不靠儿子生活。

他先在一个厂里找了一份工作，没干上几个月厂子垮了。但那次求职，让他很享受花自己钱的滋味。后来，他承包了一段时间道路上的临时停车场。阆中古城名扬天下，逢年过节游客众多，大假期间最多一天可收入多元钱。进城那么多年，德强靠自己挣了四五万元钱，其它用度全靠儿子。

年以后，崇山观村六组的村民加快了进城的步伐，每年都能听见“哪家人又搬进了城”的消息。乡下，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村民们滋生出了一种情绪：进城好！留下来不好！于是，那些60后、70后们拼着劲儿、争先恐后在城里买房子，带离父母离开农村。

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年，从华的大女儿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也准备把父母接进城。

从华在外面打过工，知道在城市生活成本高，哪怕上个厕所、喝口水都是要花钱的。他尽管羡慕早他一步进城的人，但对进城生活不敢抱有奢望。因为两个女儿的工作都不太稳定，他担心“离开后，在城里呆不下来，再回来，多没面子。”

其实，家庭内部意见也不统一。

当时，大女儿在外面打工，家庭和工作均不稳定，但力主接父母进城。小女儿在成都工作，刚成家，贷款买了一套小户型房子，每个月要还房款、养父母、养儿子，经济拮据，不赞成这么早接父母进城。

从华最担心的是：我进城后，生活费从何而来？你们能不能保证我后期的生活无忧？会不会呆了几年，又被赶回了乡下？

令他更忧虑的是，没有人对他担心的这些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儿女长大了，父母的话语权就弱了，大女儿成为一家之主。这个事儿，在无数次争吵与沉默中定了下来。但从华坚持了一个底线：坚决不变卖老家的房子。

他想给自己留一个退路：万一哪天城里呆不下去了，我就回去，至少那里还有我的窝。

年，从华带着极度的惶恐与不安，进了阆中城，住进了大女儿买的那套房子里，靠着女儿们给的为数不多的钱生活。

很快，从华的妻子到了成都，帮忙带外孙。从华觉得“我才54岁，年纪轻轻的不能靠女儿养老，应该找一份工作。”在亲戚的帮助下，医院当门卫，每个月挣多块钱，维持生活。他把女儿们给的钱存起来，医院的理财项目，每年还略有点收益。直到他干到了65岁，医院裁员了，他才停止工作。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从华很珍惜找到的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医院备受好评。后来，医院允许门卫收停车费补贴收入，他的收入节节攀升，最多时，一个月可以进账以上。

当然，对于临时工，医院并没有给他们购买养老保险。从华知道，医院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我去给自己维权，医院肯定就要开除我。为了能继续下去，他放弃了向人社部门投诉，放弃了维护自身的权益。

这种放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等到他停止工作时，他的养老金再也没有机会补缴了，每个月他只能领到国家发的那一笔几十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

被动城镇化，父母融入城市生活显得很艰难。另一方面，主动城镇化的儿女们，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陪伴他们，并耐心教会父母如何适应城市生活，这也导致了有一批老年人虽然住进了城市，但内心并不如儿女们想象的快乐。

从俊也是被动城镇化的一员。他养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培养了村落里第一名大学生，儿女们经济状况都不错，也很孝顺，整个脸上都写满了自豪。

年，从俊生了一场重病，治疗出院后一直在家里疗养。疗养期间，打针、输液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村落距离场镇遥远，交通也不方便，频繁拖着病体去乡卫生院看病并不现实。于是，对岸最擅长给猪牛看病后来学会给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成了留守一族看病的不二选择。

乡下，人才流失，留守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知识分子”成了村民家里最尊贵的客人，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风俗：凡是请医生来家里看病，主人家首先要请几个村落里有头有脸的人陪同打牌，还要煮上美食斟上美酒。

次数不多，倒也热闹。但如果看病成为常态，那，这种风俗也就成了一种无法言语的负担。

4年后，女儿在阆中城买了房子。儿女们开始商量“为了方便父亲后续治疗，方便晚辈进城求学，把父母亲接进城，共同出钱赡养他们”。

年7月，从俊和妻子背上行囊，兴高采烈地进了城，住进了女儿的房子里。

城市很大，建筑密密麻麻，古城里人头攒动，但这些似乎和从俊都没有关系。走在大街上，没有一个相熟的，这与他在老家完全不同，在乡土社会里，方圆几个村，甚至整个乡，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他最不习惯的是，每次回了家就要“砰”得一声关上门，邻居间也不兴串串门。进了城，本以为会热闹，没想到成天面对的只有家人，比在乡下冷清多了。以前，住在席家大院子，除了夜晚，家里从不关门闭户，谁家做了好吃的，还会端出来一起尝两口，他早就习惯了农村那种敞然坦荡热闹闲适的生活。

人总是需要交流的，他找到先进城的文宪、从敏、从华，从云、文云等老伙计，有时约在一起打打牌，吹吹牛，摆摆东家长西家短。

孤单、寂寞的老年生活，也让骗子找到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几乎每个城市的社区里，都进驻着一家又一家以免费体检和免费讲座为名，实为卖“保健品”的企业。他们的免费策略、他们的几个鸡蛋一把面条一斤大米的小恩小惠、他们像抹了蜜般的口舌、他们热情温暖的“关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孤单、寂寞的空巢老人。

很快，从俊和妻子成了他们的“信徒”，多次参加这些企业举办的讲座和销售大会。具有保健功能的被子、能延年益寿的虫草片、能净化水的净水器……骗子们想尽办法掏空他们的钱包，这些东西，被他们一件件往家里搬，直到后来才发现被子没有保健功能，虫草片也是用面粉做的。

图据网络

家庭成员有意识地引导，帮助老年人加强对城市社会和生活的认知，提高与陌生人交往的警惕性，就显得很有必要。

昌芬胆小怕事，适应能力较差，一旦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会六神无主。通常，她要熟悉一个地方或者熟悉办一件事的流程，需要花费更多时间，需要反复训练。

凑巧，52岁那年，她成为被动城镇化的一员。

担心她过马路闯红灯，担心她上当受骗，担心她走掉了，担心她竹筒倒豆子般毫无保留地与陌生人说话……

为了让她尽快适应复杂的城市生活，小女儿直接用上了恐吓法。

“妈，路边好多卖古董的，都是假的，成本几十块，就要卖几万，你千万莫信！”“妈，不要与陌生讲话，说不准对方就是骗子，骗到你的信息后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家附近的卖保健品的都是骗子，就是想高价卖给你假冒伪劣产品，吃了说不准还要出问题！”“过马路，千万不要闯红灯，去年就在这个路口有人闯红灯就被车撞死了！”

昌芬刚到成都来时，哪里都不敢去。害怕城市太大，走落了，找不着回家的路。她生活的范围仅局限于家、菜市场和府南河边。每次外出，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紧紧跟在女儿身后。

为了帮助她适应城市生活，女儿曾干了几件很残忍的事情：一，强迫她独自赶了一站公交车；二，医院看病。一天早晨，昌芬照例步行送女儿去上班。在路上，女儿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试着独自坐一盘公交车，破一下胆子！并反复强调，从家里到单位只有一个站，不需要记站名，也不用担心听不懂普通话，只要听到报站名马上就下车。

昌芬还是说，她不敢。

在武城大街，20路公交车到站后，女儿假装和她一起上了车，临近关门时，女儿嗖一下，下了公交车，边走边快速交待：妈，千万记住下一站就下车哈！

那天早晨，20路公交车缓慢前行，一名年轻女子喘着粗气一路狂奔，去追赶着前面那辆公交车。几分钟后，抵达相约的地点，昌芬正在公交站台四处张望。“我说您能行吧！”女儿冲她笑着说话，她却一直责怪：你咋这个狠心啊，万一我掉了呢？

图据网络

昌芬患有骨质疏松症，长年吃药，以前每次看病都医院看病拿药。

在医院看病，需要在3层楼间折回，走7个流程，对于习惯在医务室走拢就看病的昌芬来说，简直头都大了。她从不记每次的流程，因为她相信每次都会有人带着她去看病。

看过很多次病后，女儿给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要不，您试着独自去看一次病？

昌芬嘟囔着：别的老年人看病都有娃儿陪着的……在她看来，女儿不陪伴看病，就是不孝。

“您试一下嘛，我把看病的程序写给您，您照着做就是了。医院近，您有问题，我随时飞奔而来！”女儿边说，边去找纸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大大的字，成了留给她的锦囊妙计。

女儿态度如此坚决，昌芬非常不自信地说：我医院看过病，我不会输卡的密码，我怕别人笑我。

“妈，不要怕丢面子。我们在单位上，经常被骂得瓜兮兮的，从不怕丢面子。”女儿继续劝说，“医院里，您一个人都不认识，就不存在面子问题了！”

一番劝说，昌芬虽然无奈，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但她为自己留了一手：迅速出发。

当时，刚8点过一点，她算准了，医院距离女儿上班打卡还有一点时间，她不相信女儿会真的不管她。

在路上，女儿不断给她打气：我跟在您身后，不做任何提醒，您按照我写的字去看病就是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再提醒。

在医院，昌芬走在前面，女儿跟在身后。默默看着她独自完成了挂号，并上了3楼医生办公室。

等到昌芬排队缴费时，女儿丢下她离开了。十几分钟后，医院时，她已经在药房拿药了。接下来，照母女俩的约定，女儿继续沉默地看着她独自行动，直到昌芬排长队等候打针时，才挥手作别。

这一次独自看病的行动，增强了昌芬的自信心，以后看病再也不依赖女儿了。

通过几年训练，昌芬适应了成都的生活，十多年来没有上过当受过骗，没有购买一次保健品成为了她炫耀的资本。

05

返乡的希望

人口，如沙漏般，溜走！

房屋，在风雨中渐渐垮塌。

树林，在阳光雨露下，长得更加茂盛。

土地，在人们的抛弃下，变成了草原或小树林。

村落，变得越来越沉默。

人少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争斗也几乎没有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反倒变得更加和谐。

有人看见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摞荒，很心痛。有人看中了土地上的发展机遇，愿意回归到希望的田野上，尽一个农民的本份，对土地倾注更多的爱。

近年来，崇山观村六组陆续有农民工返乡。返乡的，有年迈无法继续在城市里打工的老人，也出现了中年人的身影。

青平，正是返乡农民工中的一个代表。

为了当城里人，在年，青平曾花了半年的工资把户口买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克拉玛依市。最终，他成了一名回归乡土的新农民。

年，他跟着村民天全一道前往新疆打工，在克拉玛依井队当合同工。

克拉玛依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总面积平方公里，有汉、维吾尔、哈萨克等46个民族，人口44.3万（不含辖区兵团人口）。

克拉玛依是一座石油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它的石油历史悠久，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工业油流，宣告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也标志着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诞生。后来，这里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西圣地、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孕育了“共和国石油长子”。

图据网络

同时，克拉玛依也是一座具有浓郁移民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城市。从年开始，随着油田的开发建设和城市的发展壮大，退伍转业军人、大中专学生被陆续招入相关企事业单位，内地来克拉玛依务工、经商人员进一步聚集，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人相聚在这里，在“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戈壁荒滩上建成了一座具有浓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市。

崇山观村的天全、青平等人，就属于克拉玛依这股巨大移民洪流中的一员。

青平的职责是给井队搞后勤，比如固井。在茫茫戈壁滩，他和工友们跟着汽车行进，深入到油井固井。每次钻探石油后，从地面向地下，会钻出一条深深的通道，把套管塞入通道后，需要用水泥浆把它固定。青平们，干的正是开发石油系统工程中极小一个环节。

戈壁滩条件非常艰苦，不像老家有绿水青山，也不像老家四季分明，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三十几度。但这里收入高，包吃包住，即使在冬季四个月不干活的情况下，一年也可以挣上多块钱。

青平很满足，还打算在这里定居下来。年6月，他花了0元钱买了一个当地的户口，正式成为一名“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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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成为“新疆人”那年冬天，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人死亡。

他还记得，发生火灾时，他正开着水罐车从克拉玛依市往井队位于白碱滩的生活区送水，走了九公里时，他被交警拦下了，要求他调转方向，把水运往火灾事故现场附近。10多分钟后，他把这辆车开到了一个地方时，看见很多水罐车都集中在这里，车里的水全被消防车抽走。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当地发生了一起火灾。3天后，青平听说了这场火灾有多么严重的后果。7天后，他听见一个悲伤的消息：老家对岸罗家湾一个老乡的儿子在那场大火里丧生了。

在异乡打拼了16年，青平并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新疆人”。年，他又回到了阆中。年，他在阆中城里买了一套房子，真正实现了儿时当城里人的梦想。

几年前，母亲瘫痪在床没人照料，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乡下。此时，乡下已经只剩下了十来人，偌大的山空空荡荡，也给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从城里带来了挖掘机，在村里挖堰塘、盖房子，修牛圈，养鱼、养兔子、养牛，并照看母亲。

从小到大，村庄里的庄稼也好、鱼塘也罢，都处于自然、开放的状态，大家不担心有人偷盗，都没有安排人看管。

返乡创业，青平沿袭着过去的生产经验，他做梦都不曾想过，他会被人暗算。

农村人口的减少，也给犯罪分子制造了机会，青平的鱼塘就被人盯上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人趁青平与母亲熟睡之际，悄悄潜入半山腰的大堰边，撒下一张大网，将那些长大长肥了的鱼儿捞得干干净净。

虽然农民出身，在农村呆过很多年，也干过不少农活，但养殖业毕竟是技术活儿，青平也吃了不懂技术的亏。养的兔子病了、死了，他再转向种牧草、养牛。他承包了别人不要的地，请贫困户种草和收割草，每个月支付工资，俨然成了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带头人。

养牛虽然辛苦，但一年可以赚七八万元钱，他觉得这个创业方向还不错。两年前，他的母亲离世了，他卖掉牛进城继续打工。如今，他找到了70后合伙人刚平，准备重返乡下，承包河谷里的农田，种藕，养牛、养鸭，当一名与父辈不同的现代农民。

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青平和刚平，这两位来自大山的孩子，都萌生了回到故土求发展的念头。

他们的回归，能否唤醒沉睡已久的乡村？能否建设起那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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